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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與張大千《對比兩位最極端的繪畫大師》

(二)常玉與張大千對藝術態度的不同

40歲以前的常玉仍過著富裕的生活,1920年赴法國留學後就定居巴黎,但與其說是留學其實常玉更像是在巴黎度假,且幾乎完全融入法國社會與當時巴黎極富藝術氣息的生活方式,繪畫對常玉來說只是生活樂趣的一部份,這和張大千隨時隨地都在打拼自己的繪畫事業比起來剛好是兩種極端的態度。但即使如此,其實常玉在當時很可能比任何華人都還要有機會先進入巴黎主流藝術圈......

圖/ 常玉|盆栽(藝術微噴)張大千|阿里山神木書畫雙挖 31x14cm、26x22cm

曾有機會領先進入巴黎主流藝術圈的常玉


正當同期一起到法國的徐悲鴻考取巴黎美術學院,接受七年完整而嚴格的西方古典學院派教育後,又回到中國抱著使命感進行繪畫改革的同時,年輕、富裕、充滿才氣又完全融入法國社會的常玉,反而比其他華人更有機會領先進入巴黎主流藝術圈,且常玉單純隨性的繪畫態度某種程度也恰好銜接上當時現代主義藝術的思惟。當時已有不少畫商主動希望與常玉合作,其中還包含當時巴黎的大收藏家侯謝(Pierre-Henri Hoché不但是畢卡索、杜象等西方藝術大師的好友與經紀人,更是他們繪畫作品的市場推手),這樣的際遇也是張大千與當時任何其他華人藝術家都沒有的。

圖/ 常玉早期的裸女水彩作品;非池中藝術網提供

這位號稱「可以把任何人介紹給任何人」的大藏家侯謝,買下常玉100多幅油畫、600多幅素描,眼看常玉或許能夠像畢卡索一樣在巴黎發光發亮,但後來並沒有如此演變,為什麼呢?原因還是回到常玉的個性以及對藝術的態度。

圖/ 常玉|繪畫(藝術微噴)

首先,和身處傳統國畫領域的張大千卻能從一開始就擁抱市場經濟的態度完全相反,常玉身處已經有成熟藝術市場與產業生態的法國卻自始至終不太能認同賣畫維生的方式,當然這和他原本富裕的經濟狀況有關,與張大千一直必須掙錢養活一家大小的環境是不同的。再來,常玉對於畫商的合作態度也十分固執,他定下規矩:第一,請先付錢;第二,畫家作畫的時候不准觀看;第三,作品完成後請立刻拿走,不許發表意見;常玉的態度讓畫商惱怒,他們認為常玉太過清高,難以溝通,如果當時常玉能有張大千或畢卡索五分之一的商業性格或許就有不同的發展,但實際結果是常玉在最好的時機因為自身的個性與態度打壞了與畫商的關係,也斷送了大好的機會。最後,當時不缺錢的常玉從來沒想要認真經營自己的繪畫事業,生活與玩樂似乎永遠比畫畫重要,畫商與藏家也就和常玉漸行漸遠,其中也包含原本極度欣賞常玉並大力收藏的侯謝。這段經過種下了常玉晚年的淒涼,但我認為也因此讓常玉在晚年終於完成了人生最好的作品,後文將再詳述。

圖/ 常玉|白花盆景(藝術微噴)張大千|嵩壽圖 97.5x53cm

1937年中日八年抗戰同時造成常玉與張大千的人生轉折

年近40歲的常玉與張大千分處法國與中國,卻同時受到一件大事的衝擊並讓兩人走上更加不同的道路,那就是1937年開啟的中日八年抗戰。

三十多歲前給予常玉源源不絕經濟支柱的大哥於1932年過世,常玉不再能夠永遠揮霍無度地過日子,1938年常玉趁著中日戰爭剛開始之際短暫回到中國並分得一筆可觀的家產約200萬銀元(當時一位紡織工人月薪大約18元,所以常玉拿到的這筆錢可能類似如今高達20億台幣以上的概念),但往後常玉也將不再有家族的經濟援助。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會開始較為克勤克儉,或者至少日常開銷會變的節制些,但常玉並不如此,繼續揮金如土且短短的時間就把手上剩餘的家產全部花光,因而在40歲以後從一位紈褲子弟一下子就變成乞丐般的窮困潦倒。然而更重要的是,常玉也沒有因此轉性變成張大千極力賣畫的性格來彌補收入,反倒是兩個人的性格與繪畫道路都在40歲以後各自變的更為鮮明

圖/ 張大千|閒看游魚戲落花 69x33.5cm常玉|瓶花(藝術微噴)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境內藝術界對於繪畫改革乃至新舊思維的爭論也不斷蔓延,追求西方技法的革新派例如徐悲鴻、林風眠等人相比於齊白石等傳統畫派就形成了兩相對立的氛圍,當然張大千的好友溥心畬身為中國傳統繪畫集大成、詩書畫三絕者,當然也代表了當時傳統文人畫的一種堅持,這份堅持雖然在繪畫形式上與遠在法國的常玉大不相同,但那種同樣源自中國傳統文人的根本思惟其實是很有交集的,包含常玉不認同當時西方美術學院派教育,也不喜歡靠賣畫維生等其實都是對於中國傳統文人觀念與文化堅持的某種表現

圖/ 溥心畬|岫影芳樹舟橫江 117.5x45.5cm臨趙孟頫筆意 67x33cm雪山茅簷68x21cm

圖/ 溥心畬|江天無盡舟自橫 11x67.5cm

然而四十多歲也身處這場漩渦的中心以及兵荒馬亂環境的張大千,不發表任何評論或立場,卻選擇了一條不但可以更提升自己繪畫格局又足以影響整個畫壇的路—遠赴敦煌。張大千耗費將近三年,冒著生命危險並忍受惡劣的沙漠環境,幾乎用盡所有家產甚至債台高築到差點拖垮了成都一家銀行,張大千卻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最有規模、最有計畫、花費人力/時間/財力最多的敦煌壁畫臨摹

圖/ 張大千於敦煌臨摹之照片;四川省博物院蠟像再現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場景

張大千耗時將近三年的這批敦煌壁畫臨摹畫作,造成極大的轟動,甚至可以說形成了一次中國繪畫的「文藝復興」,不但真正奠定了張大千在中國繪畫史上的地位,也使得張大千往後的繪畫技法得以隨心所欲地上溯至宋元乃至於隋唐的色彩與線條,也幫他打下了未來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重要根基。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同樣四十多歲的時候,同樣受到中日戰爭的衝擊,同樣面對東西方繪畫改革的環境,常玉用盡家產將自己逼上最純粹自我的孤獨與感傷,張大千則是用盡家產藉由敦煌臨摹來奠定中國繪畫史與國際地位的基礎(附帶一提:張大千當時欠下的鉅額銀行借款經學者估計約數十萬銀元,張大千之後用了將近二十年才還清;然後大家還記得常玉拿到的最後一筆家產大約200萬銀元,且一下子就花完...)。

就連離開人世前的常玉與張大千都是如此的不同態度。晚年生無分文的常玉畫完人生最後一張畫後的不久,邀請朋友來家裡並燒菜給大家吃,朋友離開後他就一個人躺在沙發上拿著一本書,因為瓦斯中毒而在睡夢中過世。而張大千呢,則是在人生結束的前一刻都還在忙著幫朋友在成疊的畫冊上簽名,還心繫著最後那張還沒完成的潑墨潑彩鉅作《廬山圖》。可以說,常玉與張大千也都在人生走完的前一刻,表現出最真實卻又如此不同的自己。兩人對於藝術態度如此極端的差異,也直接表現在各自的繪畫作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