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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倒塌後 25年後柏林當代藝術的未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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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柏林當代藝術的發展與現象,無法僅從一單一面向的文化政策或者是單一藝術領域來探討,必須全面的從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因素才能清楚畫出一個較為完整的輪廓。

流動性與無法預測性

當我們以視覺藝術的主體來談柏林的當代藝術時,其實是有偏頗的。柏林的當代藝術環境所充滿的無限可能,在於介入此現象的參與者包括公部門、企業家、以及廣泛定義的藝術工作者交織出一面緊密相扣的網絡,還有無法被預測的流動性。而這個所謂的「流動性」與「不被預測性」恰好是當代藝術最明顯的特徵。甚至我們在談論柏林已經失去20年前的活力時基本上就已經是在回顧,但柏林總是在變動著,以一種不可捉摸的狀態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德文的「當代」(Gegenwart)所指稱的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介於過去與未來之間一個無法界定的暫時狀態,與英文的「當代」(contemporary)一樣對應的是暫時性(temporary)這個字,而且特別指涉的是某一個當下。因此當代藝術在本質與精神上所處的位置就是曖昧不明無法界定的現象。以此前提來看柏林當代藝術的發展,或許就能更清晰的理解她之所以呈現繽紛繁華的樣態。

傳統的酒吧與夜店文化在歐洲不只是年輕人放鬆娛樂的場所,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社交場合,在這裡可以放開個人的階級地位與身分,沒有社會世俗的面具偽裝,同時激盪出各類型的想法。在這個場合中,即使是美術館館長或大學教授,學生們或藝術家也不會一直以職務頭銜來稱呼對方,或還是先生小姐的鞠躬禮貌對待,大家以名字互稱,因身體距離拉近而增加的親密感變成共同心領神會的酵素醞釀,彼此交換的是生活的喜怒哀樂與對社會的觀點看法,或者只是一場最瘋狂的足球賽事。如果我們要說什麼是「當代」,當下的現象已經活生生的展現在眼前。

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德國國家館決定邀請劇場導演成為當屆展出藝術家,在德國其實也曾經引起不小反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在《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tung)的專訪中還稱此舉是對繪畫的極大殘害。但在廣大的藝術圈卻認為這樣的決定有著開放的心態,藝術已經跨越傳統的範疇無法以一定義。這裡我們看到的是每個人都可以表達不同的看法,也尊重不同的意見,相對的也賦予了策展人根斯海默(Susanne Gaensheimer)信任與決定。當然談最後獲得了威尼斯雙年展最佳金獅獎肯定是事後諸葛,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已經走向更為開放與包容的跨界藝術合作的新當代藝術趨勢。

多元文化的潛力與魅力

從柏林看當代藝術如果只參觀美術館或畫廊以及替代空間的美術展覽還是無法見其全貌。舉兩個最清楚的例子可以看出柏林當代藝術的多元性。

位於柏林市中心提爾公園(Tiergarten或稱皇家狩獵公園)裡的世界文化館(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於1957年由美國建築師史塔賓斯(Hugh Stubbins)設計的國際會議大廳所轉型,由美國出資興建象徵德、美兩國之間的友誼與自由思想交流的地方。
1989年正式改名為世界文化館,成為一個展演、研究與會議的國際性藝文空間,特別是針對非歐洲地區的藝術文化活動規畫節目。主要的藝術文化工作部門分為文學與人文、視覺藝術與影像、音樂與表演藝術以及公共關係與文化教育,四個部門的工作除了獨立運作之外,也要有橫向的聯繫與合作,同時教育部門的地位與策畫單位同等重要。多年來規畫為期一到兩年的研究計畫與展演內容,以地區或國家為主軸邀請每個領域的藝術工作者到世界文化館參加演出與展覽,並進行論壇。

2002年起,世界文化館正式改組成為非營利的文化展演空間,並設立聯邦政府文化活動公司(Kulturveranstaltungen des Bundes in Berlin GmbH)經營,以法人的形式提案申請,而非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公部門的直屬關係因政黨輪替影響館舍的實質運作。經費大多來自文化與新聞部,並依據計畫來獲得外交部的補助。例如近期一項為期兩年的研究成果展出自去年10月16日至12月8日的「人類計劃」(The Anthropocene Project),即是結合所有部門共同參與的成果總結報告,再次省思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依存關係並因應未來的挑戰。而世界文化館更標榜是一個學習與實驗的場域,整合全世界思想界的學者與工作者,架設文化平台網站(www.culturebase.net)令超過一千位的個人與團體發表對人類世的論述與研究。

另一個例子,1951年即成立的柏林節慶活動公司(Die Berliner Festspiele)預算同樣來自中央政府文化與新聞部(Der 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卻也以一家文化藝術公司的方式獨立經營,每年舉辦的活動涵蓋音樂、戲劇、舞蹈、文學與視覺藝術。兩個主要的場館分別為柏林節慶之家(Haus der Berliner Festspiele)與馬汀格羅佩斯美術館(Martin-Gropius Haus)。特別是音樂與戲劇的部分更帶有諸多實驗與開放的性質,每年3月的當代音樂節(MaerzMusik)成為前衛當代音樂的重要活動,展演場地甚至擴及全柏林的正式與替代性空間,邀集橫跨各領域的藝術家參與演出,節目甚至可以24小時進行,觀眾只憑一張票就可以隨時進出走動於每個不同空間裡。

藝術原就是具有左派與反權威的性格,透過公司機構的成立讓藝術實踐減弱官方主導的色彩,並以董事會與顧問團的形式引領超然地位,政治人物無法介入其中的運作,因此對民間的藝文活動具有一個示範作用。

各國家駐柏林的駐外文化單位也看出城市吸引藝術家的魅力與潛能,官方立場上紛紛在柏林成立文化中心推薦介紹本國藝術家,或是以展覽空間名義參與,在畫廊區裡以非官方式的資助藝術家,直接融入藝術圈。私人畫廊每三到五年的遷徙本來只是不斷找尋便宜的空間租金,卻也相對帶動荒廢地區的人氣與文化氣息。甚至有新的藝術行業出現,重新整修廢棄的舊有空間以改裝成適合藝術家創作與生活的工作室出租,官方與私人或基金會形式的國際藝術家駐村機會超過20個。

重量級私人收藏的加持

美術館與私人收藏家合作展出主題性的收藏,一方面替收藏家的藏品進行再研究,同時也提供館方更多樣的展覽內容,像是漢堡車站當代美術館(Hamburger Bahnhof-Museum fur Gegenwart, Berlin)自2004年起與佛列克(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的合作計畫已經達到雙贏的局面;另外是私人藏家自己設立美術館,如媒體出身的波洛斯(Christian Boros)成立波洛斯收藏(Sammlung Boros),改裝舊有防空掩體以成為私人美術館,頂樓則邀請設計師重新設計成為私人住所,如今已是到柏林必訪的當代藝術中心之一,然而為了控制參觀品質與人數,觀眾必須事先在網上預約,通常約需三個月的等候期,導覽人員皆以多國語言進行專業解說,更顯現出這位藏家的特色;另一位藏家歐布列赫(Thomas Olbricht)則成立「我與收藏家房間美術館」(Me Collectors Room Berlin)展出自己與其他好友的收藏作品,同時在美術館有紀念品販賣部與咖啡廳。

柏林的經濟衰敗相對的也提供了藝術活動的無包袱性,許多藝術家可以組成團體在公寓裡或某個臨時租借的空間進行展覽與演出,加上為數眾多的例行活動與不斷衍生的藝文活動,光是在柏林地區就有許多藝術活動月刊、雙週刊與報紙在書報攤發售或免費贈送。每個連結都在創造不同的新生存形態,連藝文訊息週刊都可以倚賴廣告存活,可見其發行量之大、閱讀率之高以及廣告案的豐富。這才是不斷讓柏林當代藝術充滿新奇的關鍵點。

近幾年觀察柏林畫廊的遷移位置有新的轉變,以往選擇在前東柏林便宜房租區域的現象慢慢因為房價調升已不再吸引畫廊進駐,畫廊又開始從東柏林往西柏林移動。這也是一個必然的現象,商業畫廊依靠的還是作品的交易買賣,西柏林地區還是有許多傳統的或是收入較高的德國人居住,在一個實驗發展成熟之後,藝術還是必須走到一個有軌跡的道路上,因此畫廊的屬性也更清楚的分野,東柏林地區還是有新的藝術家與較具實驗性的展覽空間,西柏林地區的畫廊則進入商業模式的運作裡。去年第八屆「柏林雙年展」(Berlin Biennale)也終於讓展出場地從東邊橫跨到西邊,從過去的左派看到曾經的右派,那一段歷史似乎又開始走進新的發展循環裡。

當代藝術所要標榜的或許就是一種無限的可能,而在柏林藝術家發現了這個特質,因此也成就了柏林的當代藝術之名。

文刊載於第268期典藏今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