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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藝術家：謝英俊、陳界仁、張乾琦、余政達

《外交—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返台展》，3月20日（六）起將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盛大展出。四位參展藝術家謝英俊、陳界仁、張乾琦、余政達作品繼去年於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普里奇歐尼宮展出後，在北美館的場域內再次自我檢視，展覽時空也由「對外」轉為「對內」，並以更多元的面貌呈現。 自1995年起，台北市立美術館便持續策劃辦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近15年來，承載了台灣當代藝術發展的軌跡，不但藉由此國際展覽的平台提供台灣當代藝術國際發聲的契機，同時也在此重要國際展演台上持續背負面對全球化文化生產，確認並突顯台灣文化主體的任務。

《外交—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邀請謝英俊、陳界仁、張乾琦與余政達展出，並挪用「外交」（Foreign Affairs）為主題，作為貫穿展覽的隱喻與概念，探討當下全球景況政治、經濟、社會的運作邏輯下，跨地區藝術實踐的狀況與另一種溝通互動的可能，進一步探討台灣的身分認同的問題。

本展四位創作者有些共通點，例如：長期關注全球化下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弱勢，以親身力行的方式觀察、紀錄與實踐；他們皆以創作者個人的身分、直接介入的方式，與區域進行對話與互動，甚至衝撞；他們是長期的社運份子型創作者，也都在探討集體普遍性的問題。不論是謝英俊在中國大陸所實踐的社會運動型的開放建築，陳界仁所點出的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台灣普遍存在「內化」的「帝國意識」的問題，或是張乾琦長期關注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非法中國移民問題，乃至余政達所拍攝的一系列居住在台灣的外籍新娘與來台的國際旅者─都是現在持續進行中的計畫，是個人非正式的「實質外交」展現與實踐，與個體在不均衡的全球化景況下的現實與頻繁移動有關。四位創作者在其本來所居住地之外的異地或在居住本地與外來者之間互相介入與交往、溝通、對話的過程，是個體外交實踐。
《外交》展在威尼斯展覽的脈絡與返台展出在時空相異的情況下有了有趣的轉折。威尼斯普里奇歐尼宮的展出受限於古蹟空間較為侷促與使用上的不便，多數作品的呈現只能折衷或作某種程度的妥協。本次返台展於北美館地下室的正式場地舉辦，將提供創作者進一步自我檢視的機會，並以更多元的面貌呈現，賦予作品／展覽另一種在地思考、詮釋的可能性。最重要者，返台展面對的是台灣觀眾，一方面提供在地觀眾與作品面對面的機會，一方面因為時空的轉換也使展覽編織出不同層次的脈絡紋理，亦即，展覽從「外交」演變成「內交」。如果，在威尼斯的展出是「外交」，返台展則邀請台灣觀者進行自我檢視—亦即以台灣為中心、本地的「內」，相對於台灣以外的「外」，提供觀者「內交」的機會—從本地內部進行對跨區域的「外˙交」藝術創作的審視與觀照，並試圖處理內部因為外部的介入而形成的多層次／多義的主體與認同問題。

謝英俊常年以極少的預算為少數與弱勢族群作「協力造屋」進行各項建築計畫。其創作結合社會文化、經濟侷限與重視生態環境與集體居住者協力造屋等等，呈現「永續建築」整體性思維下的創作與實踐。他反對現代主義分工分離的分科方式，對於建築美學的實踐具有獨到看法，以直接有效方式結合在地材料與居民，並力圖減少對貨幣依賴與加強保護環境的原則進行各項建築計畫。他所進行的計劃除了台灣921地震邵族災後重建外，同時跨越在地邊界，在中國大陸的農村進行各項建設方案及協助大陸512川震的重建工作。謝英俊目前於高雄縣進行八八水災重建工作。

陳界仁長期以來透過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反思影像與權力的關係、全球化下在地勞工的處境、以及書寫和行動的可能性。新作《帝國邊界–I》以親身辦理赴美簽證的面試經驗，衍伸討論台灣在後殖民和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處境，從外籍配偶申請來台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及心路歷程，反思台灣社會陷於帝國意識內化的現象。

張乾琦以紀實攝影關注許多地方的社會議題，他選擇與各地的弱勢族群工作，與拍攝對象長期相處建立互信與友誼，探索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關係，追本溯源，深刻關注每一個拍攝主題。他從1992年開始持續觀察、記錄唐人街的非法移民生活，以及這些偷渡客在中國福建省的家人，訴說這些邊緣人的生活獨特故事。經過了十七年的長期介入，本次張乾琦將以13件黑白及彩色的並置攝影，及一系列聲音裝置，呈現分隔千里的家庭故事。

余政達擅長以語言為中介探討文化關係。本次展出的《附身【聲】者》系列邀請不同背景的國際旅者進行創作，以幽默方式呈現語言在溝通與互動上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與背後的意涵。另一件作品《附身【聲】者：梁美蘭與艾蜜莉蘇》，拍攝兩位菲律賓藉台灣媳婦，藝術家試圖運用三種語言（國語、台語、英語）分享她們十幾年來的異地生活經驗，遊走在語言傳遞辭不達意似的細縫上，時而產生會錯意與走音的情況，見證了較為輕鬆樂觀的混合性文化建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