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畫是件愉快的事情！

毛旭輝

1907年油畫《亞威農少女》在巴黎誕生，這是一件劃時代的作品，當時26歲的畢加索也因為這件作品，而成為令人注目的先鋒人物，之前藝術的焦點都在馬蒂斯的安樂椅上，而《亞威農少女》的出現讓那種法國式的享樂和情趣一度休克，一種粗野的力量，瞪大著驚訝的眼晴赤裸裸地登上歷史舞台，藝術的趣味不再是雅緻、高貴與文明的標籤，它也可以是其它的東西，如波德萊爾所揭示的“惡之花”，是的，現代藝術邁向存在真實性的帷幕是被波德萊爾在1857年所揭開的，而《亞威農少女》是其視覺藝術中最強有力的呼應，當1996年我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見到這幅偉大而奇異的作品時，仍然十分感動，它給我的印象遠遠超過那些由此產生的立體主義結晶體。

今天我是想談論一個年青藝術家的創作， 突然想到了畢加索與他年齡相仿時——即94年前的鉅作——《亞威農少女》，它們之間竟有著某種聯繫，這讓我很興奮。可能這位年青藝術家並不知道，或者不熟悉畢加索的作品，但這並不重要，接下來我會道出自己的感覺。

陶發，1984年出生在雲南，師宗縣的一個苗族山寨的農民家庭，是一個在大山中長大的孩子。在鄉下讀完高中後，2004年考入雲南大學的藝術與設計學院。在我執教的第2工作室學習藝術，2008年畢業之後留在昆明，走向了自由藝術家的道路。他的才華是2006年在圭山的教學活動中凸現出來的，他對古老山村的感覺引起了我的注意，圭山是撒尼族居住的地區，離他的老家只有百十來公里，其生活方式也與他生長的苗族山寨大同小異，所以他在這裡寫生，比在城裡的課堂上用心得多，很快就抓到了繪畫的樂趣。除了紅土還對扭動的老果樹——都是上百年的梨樹、柿子樹和核桃樹的生長結構有了感覺，自然對象的節奏讓他的筆流暢了起來，也讓他在繪畫上有了自信，他開始在寫生中流露出主觀的意識和感覺——苞谷垛被畫成藍色的，白日被畫成夜色，特定的光線被忽略了，畫面的光，只有他自已知道從何而來，簡陋的柵欄和孤獨的農舍，疲倦的狗和孩童的黑影，畫面被某種神秘的力量籠罩著。也正是在圭山，我才認識了這個長得五大三粗的學生，也有其虛弱的一面，他對陰沉黑暗有著天生的恐懼，他直言世上有鬼，白天也能看見鬼，每當太陽落山之後他都要和同學呆在一起，不敢單獨行動。他常常帶著白酒上山寫生，邊喝邊畫，一開始我以為是一種浪漫情調，其實那是為了壯膽。苗家人都好酒，這其中的緣故之一必與信奉鬼神有關。

從那次圭山寫生回來，一個新的陶發出現了，他開始了自已的創作道路，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一路走到今天已有五年的時間，五年並不長，但對一個想表達的年輕人而言，他對創作投入了大量的時光。縱觀他的創作，畫的都是荒山野嶺，草木池塘，莊稼地和不時出現的人影或是鬼影，佔據他心靈的全是老天創下的天與地，正如《千字文》開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那個開天闢地以來的原始風貌和農耕文明，完全沒有任何現當代文明的位置，正是這個特點，引發了我的思考——藝術究竟來自哪裡？我想到了“落後”這個的概念，在快速發展的當代文明的語境裡，落後的文明、意識、鄉村、土地和人群都面臨巨大的挑戰，成為一種卑微的弱勢狀態，然而有一種藝術的力量恰恰產生在落後的意識形態裡，這就是為什麼開篇就將《亞威農少女》拿出來的動機，畢加索在二十世紀初創造的這幅傑作，可以看作是一種新美學觀念的宣言，他所謂的“新”其實是倡導了原始藝術的魅力，他粗暴地將非州黑人雕塑的面具造型，直接畫在歐洲少女們的頭上，這在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藝術裡，顯得如此突兀而令人驚異，畢加索把落後的原始藝術，抬到了十九世紀以來作為世界藝術中心的巴黎的餐桌上，這一舉動引發了對藝術新的思考。新藝術當然會產生在新社會所代表的科技水準和物質生活中，但過去古老的原始落後文明，仍然是催生新藝術的土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真正解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高更的塔希堤現象，凡高的阿爾現象，盧梭的原始派現像以及畢加索現象，而這些藝術家的作品都與過去、落後、原始有關。
陶發的創作常常引發了我對創作的遐想，藝術產生的原因，的確要從生命內部去尋找，但如何打開這個黑暗的空間，並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技術，它依靠啟發、鼓勵，然又不是泛泛之談，因為每一顆種子的來處都不一樣，這有賴於對人性、對不同人文背景的關注和尊重，絕不會是千篇一律的，也不會演繹出同樣的故事。陶發來自一個受漢族文化影響的苗族部落，這部落只有兩個家族，到了陶發這一代，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障，但篤信鬼神的意識仍然延續至今，這也注入到陶發的生命，和他的藝術中。然而在革命的年代，鬼神都是要被打倒的東西，是要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當然這種極端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一種多元文化的現實成了當代的風尚，不過真正做到並非易事。

陶發的繪畫，用色用筆十分自由、流暢，而且都是即興之作，他的確是用情緒在作畫，是生命狀態的直接展露，這一點並不新鮮，吸引我的是他能長期地保持這個原始的純粹狀態，他總是給人一種鮮活的印象，沒有思想的痕跡和障礙，繪畫就是一切，他不計較一張畫的得失，他需要的就是畫，不斷地畫，所以五年來他的作品一直都那麼鮮活、那麼無意識、那麼非理性，盡憑天性和酒性的發揮。看他的畫不累，但絕對不是輕浮之作。他的畫裡充滿各種情緒和詩意，他既陽光也憂鬱，他把從小生活的環境——那些充滿靈性的荒山和莊稼地，草叢和樹林，陰雨和夜晚，朝陽和鳥禽統統納入到繪畫的世界，用自已的方式，自由地把玩它們，作品都完成得酣暢淋漓，十分自信。看了他的作品，直觀的感受就是——畫畫是件愉快的事情！

陶發的繪畫方式很直接，狀態上依賴酒精，材料上依賴大量的調色油，以保證作畫的流暢，他不是理性的人，學院派技術對他沒任何幫肋，反而會讓筆與心靈、感覺、幻象缺乏連貫性，為了保證精神、情緒表達的暢通，他的畫幾乎都是一氣呵成，幸好他有著強健的體魄，無論尺寸多大，都能完成感覺下達的指令。

從2004年至今，近八年的城市生活，沒有讓陶發改變繪畫的主題，他的繪畫始終只與自然、山野、空氣和光色相連，而所有的社會問題、國際化、政治腐敗、人權、身份似乎都與他的藝術毫不相干，他迷戀著自然的空間，迷戀著從小長大的那個落後的世界，沉溺其中並且樂此不疲。並非所有的當代藝術，都要糾結在政治和問題當中，繪畫的方式太古老了，也太落後了，不足於成為宣傳和干預社會的工具，在六、七十年代“文革” 期間，它曾有過紅色的歷史，但那一切已成為過眼雲煙。藝術又回到了個人手上，到了陶發這一代的藝術家，繪畫的古老功能又浮出水面，一種抒發個人情感的象牙之塔重新成為可能。這樣的繪畫儘管沒有了社會性，但更具有人性的色彩，而且更加凸現了藝術本體的價值，這一點非常必要和關鍵，我們一直期待，那種富有人性色彩語言結構的產生，這的確依賴個人長期的獨立的工作，像塞尚那樣，像莫蘭迪那樣。在陶發的作品裡，能強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鮮活，情緒的波動，一個生命的愛與恐懼——徘徊與迷茫、失意與微笑盡在繪畫之中。

2011.9 於昆明創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