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的個人巡回畫展被命名為“‘士’者如斯”，2011年5月8日在上海美術館揭幕，9月將移步北京中國美術館，再往後，計劃去往歐美的重要美術館。

策展人歐陽江河認為，“士”，也就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在何多苓身上有著不可多得的貼切體現。“中國文化的最高體現，很多人認為是繪畫和書法。這裡面隱秘和微妙的、知識分子的東西，如果在當代藝術里還有殘存，還作為精神密碼傳遞到某些人的身上，有可能變成甚麼？我們可以從何多苓這裡辨認。”

風雨飄搖之時，我不應該叫孩子們出門

南方週末：你自己怎樣形容這批新作？

何多苓：畫法輕鬆多了，畫得很流暢。這是我一直很喜歡的，筆到意到，不是用很笨的辦法把形體畫出來讓大家看。畫本身就是內容。

中國文化里，筆墨和內容是完全一體的。這是中國繪畫對世界繪畫的貢獻。1990年代我在美國看中國古畫的時候，受到的震撼遠遠超過西畫對我的震撼。西方繪畫的表現主義沒有潑墨畫那麼考究、敏感。

實際上我不畫國畫，我畫的是油畫。我的畫還是很敏感的，刷子加上側鋒、筆尖的控制，加上各種各樣的油，還有油畫底子的粗細很不一樣。在情緒上、畫面控制上我往少里走。畫到最後，畫變成你的技法和思想。那是極限的追求。

南方週末：你現在的畫青色比較多，冷色調比較多。

何多苓：很多畫家年齡越大，畫的顏色越暖，在我正好相反。藍紫色在性格上是比較猶豫和壓抑的。我不喜歡極端的情緒。明顯的清晰的傾向，我覺得都應該在裡頭慢慢體味，不能過於強烈。我在1980年代的作品，現在回頭看就很強烈了，而且有激情在裡面，有一些極端的表現。

南方週末：過去你的畫文學性特別強。

何多苓：我現在又回到文學性的時代了，但跟1980年代的文學性也有區別。那時候受超現實主義影響，是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意象，有很悲壯的東西。現在沒有了，非常平和。

比如《睡美人》，我覺得畫一個人躺著沒意思，就畫了蓋著被子睡覺的美人魚，用安徒生的典故，背景上是海棠樹，類似中國花鳥的符號，有點傳統花鳥的用筆。海棠和床結合在一起有種荒誕性，而且把空間切斷了。傳說中美人魚會浮到海面上，很漂亮，但我限制了背景，美人魚只是躺在床上睡覺，和水沒有任何關係，尾巴也不起作用，而是成了累贅。

《兔子的誕生》，原型是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把維納斯左右兩邊的人全部去掉，水是被污染的水。我用我在798買的一個盤子代替原作中的貝殼。《維納斯的誕生》是古典人體美的典範，身體呈“S”形，表情也非常美。但我把她改造成了很驚恐的表情，身體蜷曲，而且我把關鍵部位全部遮起來，讓她面對一種壓力，或者被迫害的可能性，把古典美消解掉。但仍然有她自身的美。

南方週末：你的地震系列文學性更強。

何多苓：地震時我去了災區，我印象最深的是兒童的死亡，太多了。我去的時候，北川中學正在往外挖屍體，廢墟里埋了幾百個學生，那種感覺特別強烈。兩個月後我畫了一系列這樣的畫。孩子的身體都是顯得若有若無，中間完全斷開，像被霧遮住了的幽靈。我在畫的下方題了字，馬勒的《兒童死亡之歌》有一首標題叫“當風雨飄搖之時，我不應該叫孩子們出門”。我寫的是英文，並不指望誰都看懂它。作為畫的標題太長了，就改成了“出門未歸的兒童”。你會感覺到孩子們的靈魂正在回來，正在尋找一些東西。

南方週末：《母親》這幅畫很多人喜歡，看了很感動，你覺得打動他們的是甚麼？

何多苓：這幅照片是我在母親去世以前兩個月拍的，當時她一直住在醫院，坐在輪椅上。母親是嚴重缺鈣，行動不便，最後全身衰竭，她活了86歲。母親這張臉我畫了很長時間，很不容易畫，因為老人臉上沒有甚麼表情，已經是一副軀殼了。但是你要畫出很複雜的東西，好像沒有甚麼語言，但你必須說出一切。

父母去世以後，我最大的遺憾就是跟他們交流不夠。在他們的晚年我挺忙的，也去得不多，有時候去了，也覺得跟老年人沒有甚麼可交流。我畫畫的時候，感覺到有種交流。我母親最喜歡桃花，每年坐輪椅都帶著她去看桃花，所以我畫了桃花。

當院長還是坐牢，那我選擇當院長

南方週末：很多評論認為你的審美追求與你的孤獨狀態有關。

何多苓：我本質上還是習慣孤獨。

畫面上體現的東西是我最渴望表達的，在1980年代的時候，我覺得跟生活本身的距離接近一點，對我自己來說是比較強烈的情緒表達。現在（畫面）跟生活一點關係都沒有。生活中經常是一個人待著，時不時還想熱鬧一下。這種（孤獨）狀態僅僅在畫面上存在，就是潛意識的綜合體，我希望這種表現越豐富越複雜越晦澀越好。畫面傳達出的東西，是你用語言完全沒有辦法去描述的。我覺得語言終止的地方需要去繪畫，真需要用文字的時候不值得去畫。

南方週末：但繪畫語言也有自己的局限？

何多苓：任何語言，它獨有的表現方式就是它的局限，繪畫也是這樣。所有我要表達的東西都是用筆觸、色彩來表現，甚至標題與畫面都是若即若離。畫家不會在作品旁邊配樂，或者站在你旁邊解說。繪畫的局限性在於它是靜止的，是一個瞬間，不像影像、文字是流動的。但是繪畫的主觀性更強，對我來說，這個語言遠遠沒有窮盡。

繪畫語言的沈默就是我追求的，所以它的局限對我來說是最好不過的了，反而帶來一種自由。我要充分使用它，我不想讓我的畫成為演出形式，比如唱歌、演戲、電影。

南方週末：很多年來你給人的印象是一直不在“主流”之中。

何多苓：我完全習慣了。我是聽到我可以不參加我的作品研討會會特別高興的人。有人覺得自己是中心，你把他排除在外他很生氣。很多時候我樂意當一個旁觀者。

我願意躲在一邊做自己的事情，對很多事情保持清醒的觀察和認識，如此而已，不一定要介入。我就這樣存在了這麼多年，雖然經常是若即若離，但是沒有從中國美術界消失。他們問我，對你的學生灌輸這套嗎？我說我從來不灌輸，因為他們年輕，更積極一點。像我這樣會損失很多東西的。在節奏這麼快的當代社會，你還是應該積極一點。

南方週末：我們可以說損失，也可以說放棄。

何多苓：我們單位要我當院長的時候，我說除非是讓我選擇當院長還是坐牢，那我選擇當院長。結果他們再也不找我了。我也知道我進入官場，我的畫立馬要翻幾倍的價格。但是我放棄了，因為那樣太難受了。我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有人的畫價本來落得很低了，當了院長以後一下子就狂漲。為甚麼中國人那麼喜歡當官？因為確實也有利益在裡面。有所得就會有所失，這是絕對平衡的。假如我是另一種狀態，我的畫也不一樣——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對我來說消極不是貶義詞，是我追求的一個狀態，我很積極地當一個邊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