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舉辦這次劉國松先生繪畫一甲子展，使我們有機會重溫劉先生各個時期的藝術風貌。從80年代初到今天的20多年時間裏，我們在不同時期對劉先生的作品和思想不斷加深瞭解。所以這是一次重溫，重溫也就是再認識，這是非常重要的。

研究劉國松的藝術，在當前可以有兩個視角：一個視角是他的創作方式在中國畫壇引發的觀念變革和形式創新。以劉國松為個例，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中國畫的變革之路，特別是中國現代繪畫如何從傳統的母體中蛻變延伸。另一個視角是——變革中的中國畫壇為什麼接受了劉國松？為什麼從文化的認識角度到具體的實踐方式上，接受了劉國松？當然這兩點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劉國松的藝術不僅跟臺灣50年代以來的畫壇密切相關，也跟我們“新時期”的藝術密切相關。“新時期”是中國大陸特殊的文化術語，指的是改革開放之後一段時間的文藝的變革；宏觀上看，“新時期”具有和1978年以前的中國不同的整體的文化系統屬性，同時，它又特指在1978年到1980年代末期這一具體的歷史時段。將劉國松的藝術與大陸新時期的中國畫變革聯繫在一起，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更大、更豐富也更深遠的語境，這是我們今天對他的藝術可以常談常新的一個重要原因。

劉國松對於新時期中國水墨畫的影響，目前已經有許多的研究。特別是林木先生的新作，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素材。就劉國松本人來說，中國畫研究院成立典禮的展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1983年2月在中國美術館的劉國松個展，更是他與中國畫家們會面的一個契機。從此之後，幾乎可以延續到1987年，劉國松在大陸各個地方舉辦個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他一系列的演講，構築了劉國松理論與實踐的整體系統。

當然，對劉國松藝術在這個時期對中國畫的影響，要獲得更深層理解，我們還需要從中梳理出當時中國畫壇的文化境況。大陸畫壇當時對劉國松的接受，有不同的方面，從這不同的方面，也可以看出當時大陸中國畫壇自身的變革的需求，或者說是那個時期的歷史需求。比如江豐這樣的老一輩藝術活動家，當時美術界的領導者，他所看重的是劉國松藝術在中國畫創新中的意義，我們知道，“創新”這個詞，正是80年代初期中國畫壇非常流行的字眼。所以他用“別具慧眼，有膽有識，不甘墨守成規，獨樹一幟”這些詞來評價劉國松，其實都是評價他的創新意識。在吳冠中先生這樣的中國畫改革者那裏，他是80年代的先行者，他看到是劉國松現代的形態構件，特別是藝術形式或者語言上的抽象表述，這和吳冠中先生提出的“形式美”和“抽象美”形成一種契合。當然，1983年晚一點的時間，中國美術館還舉辦了周韶華先生的大型個展，那個時候周先生也在提倡關於藝術性的再認識和再發現的問題。劉國松在中央美院的演講結束之後，吳冠中對他說，“我們有共同的語言”。“語言”兩個字正確切地表達了新時期中國畫壇接受劉國松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當然，還有一些畫家，是從劉國松更具體的方面，例如“革中鋒的命、革筆的命”，這些技法層面去接受他，從他的技法來透視他的觀念和個性。到了後來，更年輕的畫家，像谷文達和今天在座的劉子健等，他們都是從劉國松在視覺形式上所出現的革命性，特別是他的反叛精神這樣的角度接受他。

劉國松與新時期中國大陸畫壇的學術淵源，表明了文化接受的一種原理，那就是接受總是有準備的接受，而接受的效果在特定的文化情景當中才會產生。一方面，大陸畫壇在當時的討論，主要圍繞“傳統與現代”這個總命題，因為大陸整個社會在當時是以現代化為理想的，這是80年代突出的表現，可以說，水墨畫壇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整個社會理想在文化上的表現。這構成了劉國松被接受的一個基本背景。但是，另一方面，大陸畫壇自身的學術討論，如圍繞“藝術美、抽象美、非主題、自我表現、現代形態”等實踐性命題所進行的爭論，也都需要劉國松這樣一個在當時比較成熟的現象和個案。所以劉國松的藝術在當時就成了一個可以從多種管道加以發揮的豐富的資源。當然，為這個資源能夠在大陸亮相，大家都已經自覺或部分自覺地做了幾十年的努力。這是藝術史上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就能夠對劉國松的藝術做出一個歷史性的解釋。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另外兩個事實。1981年，劉國松受邀參加中國畫研究院的慶典，當時的院長是李可染先生。而在1984年第六屆全國美展上，劉國松先生和李可染先生同時獲得了特別獎。我們需要考察一下，劉國松和李可染先生之間有沒有一種學術的關係？如果有，那是怎樣的一種關係？這一事實進一步說明了：文化接受是除了一種影響式的接受之外，還有一種對話式的接受。在我看來，劉國松和李可染之間，就是文化對話的接受。今年是李可染先生誕辰100周年，我們對他也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再認識，他和劉國松的會面不是見面式的會面，而是兩位大藝術家在創造方式上，各有代表性趨向的一種歷史的約會。我們可以從他們兩位對傳統、對自然、對筆墨的認識上，做一點很粗淺的比較。因為他們兩人當時都在畫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他們兩個在藝術上確實走著不同的道路。李可染對傳統的研究是一種深層次的研究，這也是他藝術世界的根本，我們都知道他對傳統的態度是“最大的功力打進去，最大的勇氣打出來”，這一精神上的背反形成了一個很堅實的通道。這樣一條縱向的通道，使李可染的藝術從傳統深處脫穎而出。而劉國松首先是反傳統的，儘管他也不斷地談到尊重傳統的重要性，但是起家的劉國松和成名的劉國松，對傳統的姿態是不一樣的。劉國松的挑戰傳統在很長時間內，比他的尊重傳統更為重要。傳統可以從內部去認識，往外走，也可以從外部維護它，甚至把它當做一個異己的物件。或者我們可以說，劉國松是從外部來看傳統，而李可染是回到傳統深處再來看傳統，我想這不同的路線很值得我們做一點思考，這涉及到我們現在社會變革的方向和道路。

另一方面，李可染先生堅持寫生，他甚至是堅定的寫生派，他強調的是身在其中。而劉國松先生不只是一個面向自然的畫家，他反過來跳出傳統的自然觀，進入太空，這樣一來，無論是畫面的空間結構、意境，還是關於自然的態度，都有非常大的差別，毋論筆墨了。

在這裏，我們要談的不只是兩位先生的差別。他們兩位大師當時沒有留下更多的對話的史料，我不知道李可染先生怎麼看待劉國松，但是李先生是歡迎劉國松的，而劉國松則非常欣賞李可染先生。兩個人同時獲獎也是意味深長的，李可染先生儘管尊重傳統，但是他也看到了，整個中國水墨畫的創新，整體上是需要很多條道路的，這也是劉國松先生一貫的學術主張。這樣一來，兩位先生，一位是在當時就很有成就的大陸的長者，一位是從海峽對面過來的很有成就的藝術家，他們之間形成一種對話。這種對話，可以使我們回到這個會議的主題，來思考中國畫的現代化之路，中國畫隨著現代化走向現代形態的過程，有著豐富的歷史線索和多元的發展方向，最重要的是——它的整體還在建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