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四十年前，我在臺大讀研究所撰寫碩士論文，當時住在汀州路的一棟公寓。有一天，一位學長帶盧修一直接敲門來找我。當時研究日本時代的臺灣史的人非常少，盧修一聽說我在研究議會請願運動，特地來找我，我記得他提到他寫了臺灣共產黨的博論。當時絕大多數人沒聽過「臺共」，就算聽過概念也非常模糊。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盧修一。

哪一年的事情呢？由於沒記日記，根據各種線索推斷可能是一九八一年，帶他來的人記得是朱高正，但實在不敢確定。

盧修一原本是個熱血黨國青年，留學歐洲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極端熱情、浪漫，又有超強行動力。一九六八年盧修一到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讀政治學。一九七○年與在比利時的臺灣人共同發起「比利時臺灣同鄉會互助會」（全歐洲第一個臺灣同鄉會），翌年發行《鄉訊》，擔任主編。一九七一年保釣運動之後，他的臺灣意識澈底覺醒，確立獨立建國路線。他受到臺獨左派史明「臺灣民族民主革命」論述的啟發，該年年底開始與史明通信。

盧修一確立政治路線時，已修完課程，理當開始撰寫論文，但他特立獨行，揚言對抗文憑主義，不寫論文了，要回臺灣展開革命行動。一九七二年春天，返臺前同志張維嘉要他到巴黎走走，他原預定停留兩星期，結果遇到陳郁秀，人生的路途又多了一個轉折。

如果你知道盧修一在巴黎如何追求陳郁秀，一定會驚訝於盧修一的超級浪漫，浪漫到不可思議。他對陳郁秀一見鍾情，然後猛追，真的就是猛追。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那天，盧修一在劉重次的家裡第一次見到陳郁秀。沒想到才開始吃飯沒多久，盧修一就對陳郁秀「瘋言瘋語」，「妳很有名欸，可是都看不到妳！」「我們兩個有夫妻緣喔！妳就是我心目中的牽手！」 註更多陳郁秀編著，《盧修一與他的時代》（臺北：白鷺鷥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公司，二○一八），頁六八。附記：本序文關於盧修一留學歐洲至返國任教的敘述，主要根據《盧修一與他的時代》一書。

後來還開始叫她「太太！太太！」他的瘋狂表現惹怒了出身書香家庭、端莊自持的陳郁秀，最後導致她拂袖而去。第二天一大早盧修一就到陳郁秀的宿舍，展開全天候的等待和追求。五月一日法國勞動節，他參加一整天祕密組織的會議 註更多張維嘉成立的祕密團體「臺灣協志會」，成員有盧修一和劉重次，見〈張維嘉先生訪問紀錄〉，陳儀深訪問，簡佳慧、周維朋、鄭毓嫻、林東璟、潘彥蓉、吳佩謙記錄，《海外臺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九），頁五六四至五六五。同書何康美的訪問紀錄，也有不少地方提及盧修一，可供參考。，會後好不容易買到一束鈴蘭，趕去送給陳郁秀，終於贏得年輕鋼琴家的心。

為了陳郁秀，盧修一改變返臺的計畫，留下來就讀巴黎第十大學。一九七四年九月他和陳郁秀在巴黎公證結婚，他們的愛情和婚姻沒獲得陳郁秀的父親前輩畫家陳慧坤教授的祝福，不過，後來翁婿相處愉快。

修完博士課程，盧修一決定以「臺灣共產黨」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就他自己確立的政治路線，選擇這個課題無疑很合適。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過世，眼看世局可能翻新，盧修一放下博論，和陳郁秀返臺。

返臺後，他在中國文化學院獲得副教授的教職，也擔任行政工作。一九七九年九月，他返回巴黎撰寫論文，十二月臺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隔年二月林家血案，那年十二月盧修一取得博士學位。他來找我時，應該就是一九八一年某月某日，我於該年陳文成事件後的九月到美國留學。一九八三年遠在美國的我，不知道我們的革命志士遭逢厄運。

如果讀者要看意氣風發的青年盧修一和浪漫得不得了的愛情故事，那麼，在這本書是看不到的，因為這本書主要是寫：作為國會議員的盧修一用生命在打拚什麼。這也是他生命的最後階段。

這本名為《為前進而戰：盧修一的國會身影》的書，以「驚天一跪」為序曲，本事則是從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盧修一被捕寫起。盧修一被逮捕，對母親和陳郁秀而言簡直是晴天霹靂，這時他已經是三個小孩的爸爸。關於救援、探監、坐牢等磨難，本書作者藍麗娟有非常真切的描述，在此不多贅述。最讓我注意且痛感特深的是，盧修一出獄後的遭遇。

盧修一和陳郁秀因愛而成夫妻，他們的愛情經得起黑牢的考驗，但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盧修一出獄後，面臨許許多多政治犯前輩陷入的「絕境」—找不到工作。盧修一本來是大學教授，有博士學位，出獄後卻找不到教職，情緒緊繃，脾氣變得很不好。這在在讓我想起熟悉的政治犯故事：出獄後，每找到一份工作，不到一個月就又失去工作。盧修一有理念相同、感情至深的妻子支持，加上社會資源也相對豐富，但無法找到正職都讓他那麼難以承受了，那些家人不支持、貧困窮乏的政治犯，不知實際有多慘！

陳郁秀害怕政治，原以為盧修一可以回到學界，不過，兩年過去了，仍然找不到教職。歐洲同志何康美看在眼裡，建議陳郁秀讓盧修一走政治的路。陳郁秀終於點頭，但很難和朋友解釋，她說：「我很難說出口的理由是，如果不讓修一得到發揮的空間，我們夫妻之中可能有一個人會瘋掉，或無法避免走向離婚。」（頁八七）

讀到此，真的令人椎心。一九九二年臺灣自由民主化以後，離戒嚴時期愈來愈遠，「白色恐怖」只是「一個名詞」，人們對此無感；對於政治犯如何以「人」脆弱的身和心直接被黨國機器碾壓的苦痛，無法感同身受。政治犯出獄之後往往痛感落入更大的監獄。在藍麗娟的刻畫下，盧修一出獄後的挫折及其反過來對家人的衝擊，提供我們了解政治犯處境的具體例子。八○年代相對不嚴重的案例都這樣了，五、六○年代想必艱辛到不可想像。

斷念學界，盧修一終於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先從事民主進步黨（民進黨）的黨務工作（一九八八），黨部徵召他參選立法委員，連續三次高票當選（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如果天假以年，他應該是臺北縣下一屆民進黨籍市長！作為政治人物的盧修一，和那個熱情浪漫的旅歐青年盧修一，不一樣嗎？不，我認為其實一樣。只要他認定這是「愛的對象」的話，就會全力以赴，愛得淋漓盡致—這是本書提到的「法式浪漫」吧？臺灣，如同陳郁秀，是他的愛的對象，他是拚著命在當國會議員啊。要說熱情和浪漫，真的就是一樣。

這本書的第二章、第三章以盧修一在立法院推動議案為主軸。在立法院如何提案、如何折衝，過程非常細瑣，很不容易寫。在這裡，我們必須先了解盧修一擔任立法委員時的臺灣與國會。

臺灣的歷史，大部分的臺灣人都不清楚，即使才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也不甚了了。現在普遍有一種看法，以為一九八七年解嚴，臺灣就一切OK，甚至以為就自由民主化了。這是非常錯誤的，臺灣真正開始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路程，是在一九九二年。這一年的諸多重大變革才奠定了今天臺灣的基本格局。

民進黨是在解嚴前一年一九八六年九月成立，當時參與的人抱著被逮捕的決心。第二年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中華民國以總統令宣布解除戒嚴，前後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解嚴不是統治者施予人民的恩惠，而是人民激烈抗爭迫使統治當局不得不考慮解除戒嚴；光是訴求解嚴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就連著兩年在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舉行，見證了群眾抗爭的慘烈以及軍警鎮壓的強度。

不要忘記，突破四十年禁忌的第一場「紀念二二八和平日四十週年」遊行，就是在解嚴前五個月的二月十五日在臺南舉行！解除戒嚴之後，固然有很多改變，比如平民不再送軍法審判。但是，臺灣省戒嚴令之外，讓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的三大惡法都還在，即《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就算不送軍法審判，叛亂罪（如主張臺灣獨立）仍適用《懲治叛亂條例》，如果用該條例的「二條一」起訴，若成立，就是「唯一死刑」。

所以，解嚴後臺灣就OK了嗎？當然不是。你只要口頭主張—口頭喔—臺灣獨立，就觸犯叛亂罪。一九八七年八月三十日，也就是解嚴一個半月後，一百四十二位前政治犯齊聚國賓飯店，成立「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許曹德是首任會長，他提案將「臺灣應該獨立」列入組織章程；當晚會議主持人蔡有全在演講中公開聲明他主張臺灣獨立。十月蔡有全、許曹德被以「叛亂罪」收押，震驚海內外，引發社會激烈的抗議。隔年一月十六日，臺灣高等法院宣判蔡有全有期徒刑十一年、許曹德十年！法院這樣重判，就是要告訴臺灣社會：解嚴不代表就可以主張臺灣獨立。請注意：「主張」而已喔！

如果解嚴就OK了，那麼，請問鄭南榕為何自焚？他用生命在抗議什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鄭南榕在他的雜誌刊登許世楷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隔年一月二十一日他接到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簽發的「鄭南榕涉嫌叛亂」的法院傳票。一月二十七日鄭南榕決心以生命捍衛言論自由，捍衛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他把自己關在雜誌社內，並準備汽油，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在自囚的第七十一天，警方強硬攻堅，鄭南榕點燃汽油，自焚而死，當時四十一歲。今天的年輕人應無法想像刊登個《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就「涉嫌叛亂」吧？但那就是「解嚴」後的真實情況。接下來還有「獨立臺灣會案」（獨臺會案），該案涉案的人都是年輕人。

一九九一年五月九日，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逮捕研究所學生廖偉程，同日逮捕陳正然（臺大碩士畢業生）、王秀惠（社運參與者）、林銀福（傳道士）三人，後來又逮捕文宣張貼者安正光，共五人，理由是他們加入旅日臺獨運動家史明資助的「獨立臺灣會」。前四人被以《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唯一死刑，移送法辦。逮捕行動激發社會強烈的反彈，抗議活動如火如荼，全國抗議此案的學生在臺北火車站靜坐，滿坑滿谷都是人。 註更多以上關於「臺灣獨立案」、鄭南榕自焚、「獨立臺灣會案」，引述自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二○一九），頁一四九至一五二。

我們必要了解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到一九九二年的臺灣，才能將盧修一擺到歷史的位置上。如前所述，盧修一經過兩年求職碰壁以後，於一九八九年到民進黨黨部工作，該年年底參選立法委員，以第一高票當選，並於第二年二月一日就職。請注意，盧修一選上的仍然是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第一屆？從什麼時候算起？第一屆立法委員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選出，到一九九○年還是第一屆！這中間「老立委」及其遞補者之外，有新加入的「增補選」（終身）和「增額」（一任三年）立委，比例很低。

總之，這是黨國時代民主憲政有名無實「嚴重變形變質」 註更多引自李鴻禧，〈中華民國憲法的病理病癥—半世紀之歷史淺述〉，《新世紀智庫論壇》第十二期（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頁六二。的臺灣特殊「光景」，當時總統、副總統由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選出，第一屆國民代表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選出，也是一直當啊，所以蔣介石當選五任總統（一九四八、一九五四、一九六○、一九六六、一九七二），他的兒子蔣經國接著當選兩任總統（一九七八、一九八四），都是由同一屆、也就是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選出的。世界上有相隔三十六年的總統都是由同一屆代表選出的嗎？而且還是父子檔總統。這要說有多荒謬，就有多荒謬，只是在荒謬中長大的人（被教成）將荒謬看成正常罷了。在臺灣，小至日常細節，大至國家，無法正常化，是不是和這以四十年起跳的黨國教育打造出來的深層結構有關呢？

讓我們把鏡頭拉回盧修一。盧修一選上的是第一屆立法委員中的增額立委，當時增額立委只有一〇一名，僑選立委二九名，老立委一五三名。那麼，民進黨立委有幾位呢？才二十一席！即使加上少數無黨籍立委，真的是小蝦米VS.大鯨魚。

擔任立委，是進到體制內從事改革。這個階段臺灣最需要大力改革的體制是什麼呢？解嚴之後，臺灣歷經激烈的政治社會抗爭，一直要到一九九二年才民主化、自由化。民主化主要以「萬年國會」解散為指標，自由化則始於三大惡法廢除以及《刑法》一百條的修正。盧修一在一九九〇年二月進入立法院，三月發生「野百合學運」，該運動提出四大訴求：解散萬年國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萬年國會的成員是不用改選、「一屆到底」的老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監察委員。

野百合學運是民間力量從「外部」給政府施壓，事實上，萬年國會本身就是個龐大無比的建制性力量，要廢談何容易？盧修一在立法院和同志承擔起從「內部」廢起的責任。但以至小搏至大，過程很慘烈，「打架」不可避免；當時才解嚴不久，立法院駐衛警還是黨國機制的延伸，盧修一曾四度被十餘名警察毆打、架離會場，第四次被打到昏倒在地，送醫住院，他的草根兄弟農民團體立委戴振耀傷得比他重，兩人同擠一間病房。這是一九九一年「四一二事件」，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像立法委員會被國會警察圍毆到昏迷吧？

在立法院，極少數的民進黨立委加上跨黨派人士申請釋憲；國民黨則動員要修憲予以反制，這些體制內的奮鬥，配合民間力量，終於導致萬年國會於一九九一年年底解散。第二年，中華民國的國會才進入「第二屆」，才開始定期選舉，所以說，萬年國會的解散是臺灣民主化的起步。

臺灣在一九九二年以前沒有思想自由，因為一九三五年中華民國在中國訂定的《刑法》戰後就直接搬來臺灣用—請注意：一九三五年臺灣還是日本在統治啊。這套《刑法》第一百條的普通內亂罪，規定非常模糊，第一項曰：「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也就是說「意圖」—你腦子裡在想，然後做點什麼，如講出來啦，就有罪。這是適用於一般人，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統治當局公布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將《刑法》一百條「上綱」到原本七年以上和無期徒刑都變成死刑，這也就是人人聞之變色的「二條一唯一死刑」。我們前面提到，戰後臺灣歷史其實很荒謬，試問：一、在臺灣還是日本統治下，在中國訂定的《刑法》，歷史脈絡、地理空間毫無干涉的法律，為何可以直接搬來臺灣用？二、《懲治叛亂條例》固然在一九四九年六月由中華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但那是誰的立法院？誰的表決部隊？有經過臺灣人同意嗎？這不有點像「港版國安法」突然從空而降掐住香港人嗎？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懲治叛亂條例》，以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分別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三日廢止。《懲治叛亂條例》的廢止可以說是臺灣社會大力聲援「獨立臺灣會案」的結果；廢止之後，人民犯普通內亂罪就不會判處死刑，但是《刑法》一百條還在，雖然是處七年以上和無期徒刑，它還是掐住人民的思想自由。以李鎮源院士為核心的「一○○行動聯盟」訴求廢除《刑法》一百條，但後來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以修正作結，將原本的「而著手實行者」改為「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也就是你怎麼想、怎麼說、怎麼做，都沒關係，只要不要「以強暴或脅迫」的手段進行就可以。以此，臺灣才有了最基本的思想自由的保障。《刑法》一百條修正後，「獨立臺灣會案」發回更審，全案改判免訴，真的保障了人民的思想自由。

「一〇〇行動聯盟」是民間力量的集結，不少學者參與；盧修一等立委則在國會力推廢止《刑法》一百條。也就是說，身在國會的盧修一，在臺灣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過程中，每天卯足力氣、運用學養，拚命從體制內促進臺灣的自由民主化。 註更多關於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一九九二年臺灣自由民主化的過程，詳見周婉窈，《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第七章〈從自由民主化到落實轉型正義〉，頁一四一至一六三。這是盧修一第一任立法委員最費力，也最有貢獻的所在。

盧修一在一九九二年年底第二次參選立委選舉，這一屆就是一九四八年以來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委員！在盧修一的第二任立委任內，他致力於廢除甲等特考，在這個議題上，他和國民黨籍的考選部王作榮部長合作，最後終於廢除甲等特考。這個特考被認為是「黑官漂白」，為黨國權貴子弟或黨國培養的菁英量身訂作，王作榮曾公開說「歷屆甲等特考，沒有一年不舞弊。」（頁四一四）甲等特考及格的名單落落長，在這裡只舉讀者可能還熟悉的名字：錢復、徐立德、宋楚瑜、章孝嚴、黃大洲、廖正豪、馬英九、李慶中、毛治國、李慶珠、李大維

甲等特考的廢除，非常不容易，強大的阻力還來自林金生，他當時是考試院副院長暨甲等特考審查召集人。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條文三讀通過，「甲等特考」終於走入歷史。

盧修一在第三任立委致力於「陽光法案」，容不多述，請讀者細讀正文。在這裡，我特別想向讀者說的是，立法院的提案、折衝、討論、爭辯等，其實不容易寫，不過，本書作者藍麗娟女士寫作技巧嫻熟，寫得非常引人入勝，在生動的敘述中不知不覺就會讀進去。過去我比較注意民間的抗爭，讀了盧修一八年與同志在國會的拚搏，方知在黨國體制內拚搏的艱辛，尤其在那似乎將「萬年萬萬年」的第一屆立法委員任期內。

這本書讓我更深入了解盧修一，敬佩之餘還是敬佩，但閱讀的過程也有相當感傷的時刻。為什麼呢？因為在盧修一最後十年和他有過交接的濟濟民主運動前輩（含學者）都已經離開我們了。我隨手摘記下這本書提到的人士（應有缺漏），以離開人世先後為序，他們是：陳翠玉、鄭南榕、王康陸、張忠棟、黃信介、江鵬堅、李鎮源、陳定南、林山田、柏楊、林二、蔡同榮、蔡有全、戴振耀、楊國樞、黃爾璇、高俊明、史明、陳定信等人士。親愛的讀者，您認得幾位呢？本書沒提到的民主前輩在這段期間過世的，還有很多，如魏廷朝、周治維（文治）、田朝明、黃昭堂、張炎憲、黃晴美、周烒明、許曹德、謝聰敏、宋重陽（宗像隆幸）等人。這是過去二、三十年間的事情，離當代並不遠，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大都不知道他們的貢獻，甚至連名字都沒聽過。臺灣的自由民主化不是天降下來的，更不是黨國統治者恩賜給人民的；如果你了解戰後的臺灣歷史，就會知道這是歷經三、四代人犧牲奮鬥所獲致的。但願這些為臺灣打拚，甚至捨棄生命的人能成為我們集體記憶中的人物。這是我們回報他們的微薄方式。

臺灣的轉型正義，延遲那麼久才開始以國家的力量來落實，有令人難過的地方。比如，這一年來因為監控檔案出土，我們才知道東吳大學政治系黃爾璇教授無預警被解聘，是國民黨和政府一起運作（名副其實的「黨國」），情治單位還將「協調東吳大學停聘黃爾璇」列入重要工作成果。 註更多〈促轉會查「東吳政治系事件」國民黨「春風會報」主導迫害〉，《自由時報》電子報，二○一九年四月二十日，網路連結：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64932（2020/07/06點閱）。此一報告出來時，距離黃爾璇教授逝世兩個多月，如果黃教授生前能知道此事，才真的能還他一個公道吧？遲來的正義，在怎樣的意義上仍然是正義？這是我們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某年某日，陳郁秀教授有事來我研究室小坐，她沒有提過一個「愛」字，但從她的談話內容、眼神、表情，我深切感受到她對盧修一的愛。有一次她來臺大演講，談臺灣的代表顏色，臺下的我深切感受到她對臺灣的愛。她和盧修一彼此的愛，以及兩人對臺灣的愛，好像就是一件事的兩面，很難分清楚。

盧修一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二年了。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的人生，他用生命最後的八年為臺灣拚搏，這是陳郁秀無法忘懷的，也是臺灣人集體記憶中的瑰寶。

李喬老師曾經要我寫「臺灣人精神史」，我自份無此準備，也沒能力。不過，因著前輩的提點，我經常會將臺灣歷史上的人物放到這個光譜上來看。盧修一有白鷺鷥的形象，若更抽象來說，他是臺灣人精神史上kng-kiat（光潔）的存在，是光亮的、潔白的，引領我們走向光的所在。（二○二○年七月十日完稿）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本文為《為前進而戰：盧修一的國會身影》（藍麗娟著、遠流，2021）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