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於晦淡

　　最早看到吳學讓先生的畫作大約是在十多年前。他以線條構成近於幾何圖形的「鳥」或「鵝」的水墨畫，使人想起克利（Paul Klee）、米羅（Joan Miro），彷彿要回到繪畫更本質的元素，童稚原始中又有符號象徵的意味。

　　水墨的開創新局面，在當時大多趨向於墨的潑灑,，做大塊面的處理，很受一九六○年代西方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影響，波洛克（Jackson Pallock）、克萊因（Franz Kline）、馬瑟威爾（Mother Well）受東方書法趣味啟發的線條，在線條間創造了交疊的象徵空間，線條與線條可以是輪廓的構成，又可以獨立出來本身即是一種視覺的存在。

　　吳學讓先生在水墨畫上十分現代的表現，也許使人誤以為出發於他對傳統的叛逆罷。然而，在東海美術系同事多年，吳學讓先生深厚的傳統功力及對傳統鍥而不捨的鑽研精神卻是最使我驚訝與感佩的部分。

　　每天清晨懸腕站立，在舊報紙上寫斗大的書法，吳學讓先生甫到東海宿舍，書桌尚未備齊，拆下了門板架成書桌即開始一疊一疊地寫起大字。凡到吳老師房中待過的人，都對那樸素的客廳兼畫室留有深刻印象。慢慢多起來的物件多半是學生或同事不用的家私搬來，對吳老師而言，沒有比創作、繪畫、寫字、篆刻更重要的，這些工作，構成了他樸素生命的全部，樸素然而對一個熱愛藝術的人而言，卻又豐富無比罷。

　　懸腕、站立，在大張舊報紙上練字，這些一疊一疊寫滿墨跡的紙張最後都要丟棄的。我有時在一旁看著、獨自沈思，吳老師所「練」的是什麼呢？當一件藝術的作品不再是為了「作品」的目的，在即將丟棄的報紙上，卻依然一絲不苟鍛鍊著，懸腕，站立，呼吸的均勻，心境的平和，專注與耐力，日復一日進行著對自己的修鍊。在今日的美的學習中，若缺少了這些，所謂「作品」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數十年來，吳學讓先生在相當甘於晦淡的生活中創作著。創作中自有不可與外人道的艱辛與喜悅，而堅持著「甘於晦淡的生活」，是因為創作過程中已足夠多采多姿了罷。吳老師近年的花鳥燦爛華麗，而這藝術上的耀燦華麗竟是從如此樸素簡淨的生活中來。



從小鎮走向世界

　　吳學讓先生出生於西元一九二四年，五四運動發生不久，北伐尚未開始，沿海一帶改革，革命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然而對於吳先生家鄉的居民而言，中國仍然是樸素簡淨的中國。

　　「我的家鄉是四川岳池縣，東板橋頭…」吳先生這樣回憶著。我試圖請他在地理位置上再確定一下這個對我而言十分陌生的岳池縣。「在嘉陵江上游。到重慶要三天路程，到成都要七天。」他說。

　　　在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小鎮，吳學讓先生因為出自一個半耕讀的家庭（父親平時為人們包辦文書事務，大哥負起了耕田的責任）。從小也就開始入學讀書了，在當地的東板橋小學讀了一年，轉入縣城的岳池小學，再轉入離岳池約四十里的苟角場小學，至一九三七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

　　吳先生在敘述這些就讀的經驗時，常常用步行來測量距離，例如，離他家最近的東板橋小學每天即要步行一至兩小時到學校。對今日青年一代這也許是不可思議的經驗了，然而對吳先生而言，那一代的求學求知或許有更多的部分是在赴學途中的山水嬉戲之間罷。吳先生一步一步從一個偏遠的東板橋到了岳池縣，又在小學畢業後從岳池縣約了四位同學「走了一兩天路」去考營山中學，中學畢業再到重慶考學校，到了重慶，正式抗日時期，各省人匯集四川，吳先生以不到二十歲的年齡，開始在這裡接上了世界的脈搏。

　　「從岳池到重慶走路走了三天。」他清楚的回憶著。那些在地圖上如細網密佈的線，原來都有人的足跡，而那用腳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土地，畢竟有著不同的情感罷。吳先生在重慶的入學並不順利，考高中失敗，改讀師範兩年，教了一年小學後，又再度萌起讀書之心，讀了三個月造紙學校之後終於轉入原已考取而未就讀的沙坪霸的國立藝專。來往於嘉陵江上游一帶的青年，從此看到的是長江的滾滾波濤，而這一條長江還要出三峽，匯集更多的川流，一路往東南而去。吳學讓先生此後到杭州藝專，西轉台灣，也彷彿涓滴細流到了波瀾壯闊，然而或許那起源的岳池縣東板橋鎮的樸素簡淨將是他一生不能忘懷的罷。

　　因為從小喜好用泥土捏塑玩物，吳學讓先生對美術造型的興趣始終未滅，考入國立藝專正是多年宿願，然而因為家人反對，中斷了經濟支援，便陷入困境。當時學校雖有公費，但僅給流亡至四川的外省人，由於吳先生的苦學，一年後竟破天荒地被學生共同推舉為公費生才解決的生活的問題。

　　考入學試時，因為未曾學過素描，因此便亦步亦趨地跟著席德進畫，席德進已經讀過成都藝專，素描底子好，以高分錄取，吳先生則吊了榜尾。當時藝專歷任校長是陳之佛、潘天壽和汪日章，趙無極當助教。學校師資包括關良、鄭昶、諸樂三、李可染、林風眠、吳茀之、高冠華、汪勗予…等。

　　在藝專三年後，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外省學生都把衣物燒掉，準備回鄉，而吳學讓先生卻從此離別家鄉，與學校一同遷到杭州。遷校的路是走川陝公路，出劍門，經秦嶺、寶雞、潼關，再接鄭州的隴海鐵路經信陽、武漢、九江、南京到杭州，一路寫山寫水，與師有切磋，也許是更好認識自然的一課。

　　杭州復校以後，已是國共內戰時期，學潮不斷，校長潘天壽離職，汪日章接任。在一片政局的混亂中，吳學讓先生卻對杭州西湖景物進行鍥而不捨的研究，與老師鄭昶討論山水，與諸樂三研究書法篆刻，主修花鳥，卻旁涉各科的學習，打下了紮實的美術訓練根底。民國三十七年自杭州藝專畢業，便被校長推薦到剛光復不久的台灣來工作，接了嘉義中學的美術課，也種下了此後與台灣長達四十餘年的淵源。



永恆的山水與花鳥

　　賣了兩張工筆花鳥，買了一張上海到基隆的太平輪船票，身上僅有一百元台幣，二十餘歲的吳學讓在一九四八年的八月二十二日抵達了基隆，在這陌生的島嶼上開始他的教學工作。嘉義中學的校長為唐秉玄，要求吳先生將四川方言改為「國語」，以與學生溝通，吳先生一面勤練「國語」，一面以示範為主做美術教學，一年後，不但自己適應了新環境，還推薦了席德進也進入了嘉義中學教美術。此後從嘉義中學到花蓮師範，再到頭城，桃園中學，一步一步，試圖從偏遠地區遷至大都會台北，參與更廣大的藝術活動，終於民國四十五年完成心願，進入台北女師專任教。

　　吳學讓先生的美術教務有口皆碑，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他在教學上的包容，也正顯示了他在創作上不走奇巧極端的路，而寧願從平實穩定中一步一步發展而來。在台北師專任教期間，吳先生教過工藝，因此旁涉了金屬工藝，蠟染紙板等手工製作，他又曾經長期浸潤於製陶上釉，這些來自於工藝方面的滋養，都未嘗不是此後繪畫創作上千變萬化的靈感與啟發。

　　初識吳學讓先生的人，很可能誤以為他謙虛，退讓之中沒有強烈的自我與個性，但是，結交既深，吳先生的大是大非與有為有守，正與他在外表上的隨緣與不拘小節間有著圓融的配合。他時常回想在杭州藝專讀書的一段時光，國共內戰，學生分成不同的流派，大家都叫出「拿路來走」的呼聲。美術界中卻有各種極端不同的「路」，前衛與保守，傳統與現代，民族風格與事業潮流，現實反應與心靈唯美…許多對立的詞語使人莫衷一是，「路」究竟在哪裡呢？

　　吳學讓先生回憶著說：「我上過傅抱石最後的一堂課。郭沫若當時講『青銅時代』風靡了青年。劉天華來演講示範胡琴的改良。徐悲鴻到校演講卻被激進的學生檔了駕…」。一個風起雲湧的改革的年代，也許的確使青年們興奮的罷。然而吳學讓先生卻似乎十分「冷靜」。他也曾經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機奮著要從軍報國，他也為抗戰勝利那一晚充滿重慶城內的爆竹與人民的歡呼聲熱淚盈眶。然而，大部分時候，他在山水之間和花鳥之間進行冷靜的寫生。

　　從岳池縣嘉陵江上游的農村到走便整個中國，時局動盪，歷史興亡之外，尚有那天長地久的山川，尚有那在天長地久的山川中勤勞工作的百姓與開開謝謝的花朵與啼鳴不斷的鳥雀。中國的山水與花鳥，便彷彿透露了那對人世無奈滄桑之外的另一種寄託，相信永恆的山水與永恆的花鳥中有生命真正的價值與意義罷。吳先生醫生勤於繪畫，然而他的繪畫是在災難、戰亂、飢餓、顛沛流離的時代中產生的，中國的山水與花鳥是以永恆的美學抗議了時代的污穢與濁亂罷，那山水與花鳥中便不只是文人的唯美，也更是在亂世中對永恆之美永不止息的愛與追求了。



七十回顧

　　吳學讓先生要開七十回顧展了。我把以前介紹吳先生的舊文拿來重讀一次，又參看了吳先生最近的新作。他以塑膠布貼在牆上，懸吊起五、六張全開的宣紙，彷彿畫油畫一樣，站立在畫前，面對著直立的空間，以粗大的毛筆沾墨，想寫書法一樣在空中「寫」出很抽象的線條和點的結構。如果只是白紙上墨線的結構，雖然抽象，還是很明顯的書法趣味，吳先生最後以壓克力一類彩度很高的色塊滲入墨線中去。色塊與墨線交疊，有些像原始民族的裝飾藝術，有些象蠟染或木刻，仍然一貫著吳先生童稚性的天真與拙樸，但是色彩上更顯絢爛活潑了。

　　吳先生常常慨嘆創作之難，好像到了七十才開始。的確，在一個中西新舊的夾縫中，如吳學讓先生這一代的畫家，已經不能故步自封地囿限於傳統，但是，如何打開胸懷去面對現代，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從極度工筆古典的花鳥山水，進入全新的現在抽象表現領域，吳學讓先生不甘於固定自己的風格，仍然向更新的領域挑戰，這樣的回顧展也許更有時代上的特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