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疫情萌發至今，一種疫病的日常化與習慣，
使嚴仲唐從一種「日常感」衍生了【Marks of Our Time】這個系列攝影的創作。觀者可將【Marks of Our Time】視為疫情生活在街道上的紀錄，也可視為藝術家個人的觀看日記。
嚴仲唐的攝影雖與他的繪畫創作，在表現質地上有很大的不同，表現為俐落的邊界視角與作為能量整體的湧動。

但若觀者再細看一點，便能體會到他在這幾個不同系列想要訴說與傳達的觀看觀念，從不同的形式演繹中，總可以讀出一些共通之處。「邊界」是他作品中銜接整體的特徵與微觀視角，在局部與構建的內在邏輯中，任何一處微小的支點與單元，都能指涉為一個更大的命題。

在嚴仲唐的創作中，「邊界」常以「線」的特徵，銜接或轉折，看見局部與整體之間的對應，無論是透過聯拼的形式產生一種列式的秩序，或是從單件延伸至連拼作品的等量齊觀【Marks of Our Time】也不例外，各個口罩不同的造型顏色、皺摺的方式，背景地磚的縫隙與形成的圖形，沙的紋路與浪離去後的流痕，它們雖然是不經意與無意識產生的結果，但透過藝術家的攝影取攝，將它們放大凸顯為一個脫離本身現象的敘事語言。

如果以直觀來看【Marks of Our Time】當然指涉的是關於疫情對人類世界產生的衝擊，但卻有別於中世紀面對黑死病-鼠疫桿菌的應對方式，口罩的生產與現象，面對一種流行疾病，代表的是一種持續的「準備」狀態，而這個背後，也叩應著現代主義：工業生產、高效率與有效性、潔淨等進步觀後的意識形態。

大量的口罩影像快拍，它們「既是識別亦是保護」以大量的照片成為一個影像連續體的同時，凸顯了它不以個體保護的層次來看，而是大量的消費與耗費性行為，來理解我們在提供衛生潔淨的同時，也有數億百計的丟棄口罩埋入土壤及流入海洋，一方面為人類個體提供了保障，但終究會因自然的超載而取消這種保障，形成新的威脅。
波蘭社會學家_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在世時就曾在他2003年的著作《Wasted Lives：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預想一種人類對自然資源的耗盡以及製造大量人工垃圾，迎向的悲劇性警訊，首先是人類越來越無力消解與回收自己所生產的工業垃圾，地球持續超載，75億的人口慢慢推向100億人口大關，更多更失控的發展，面臨的不只是環境惡劣的問題，糧食不足，地球內部的生存危機也將可怕的將某些地區與某些狀態的人視為非人類的「廢棄人」（wasted human）。透過一種「物」消耗邏輯，預言了人類自身的文明悲歌。

包曼在這本著作中對廢棄人的預想是聳動的，但也讓人聯想到201３由麥特戴蒙主演的電影《極樂世界》(Elysium) 想像在2154年以後地球資源枯竭，世界上最富裕的有錢人與權貴挾帶的財力與科技的優勢，全數移居到一個設備與機能齊全的人造宇宙都市「Elysium」這裡提供一切如往昔地球般的舒適環境。但其他沒有能力移轉居住的窮人，繼續生活在污染嚴重犯罪猖獗的混亂「舊」地球。 電影中對於人口過多、階級剝削、移民與醫療衛生問題的描寫，在概念上描繪了鮑曼對於「廢棄人」（wasted human）的示警與預想。聽起來很遙遠，但這些棘手的生存問題，不應只是以外在問題來理解，更應從一種人的自身問題來看。

可能我們對於進步的想像，一直是透過「排除」其他東西來確立自己，就像口罩阻隔了不潔淨的空氣與外在空間，來保障自己的潔淨，人雖透過口罩獲得某種生命安全保障，但同時也凸顯了自身的脆弱性。

嚴仲唐【Marks of Our Time】 在標題上有“我們時代的印記”之意，這或許可以透過很直觀的圖像語言來理解這兩年來疫情對眾人生存環境的影響。以觀念層次來看：口罩之於人又之於「物」，它們之間的弔詭的關係，來自於人不願接受心理脆弱性的外物（口罩），最後卻接納了，口罩既是身外之物，卻同時也是心理之物，以一種遠離自然的自我排除法，來確立主體的存在保障。

這個以口罩為對象的攝影系列作品，至今以累積超過500幀還不斷持續增加中。
這些成為一種快照甚至帶給人一種「肖像感」的口罩們，它們從來不是它們自己，它們代表著一個個生產物與它們連接載體之間碰撞出不同的意義。
嚴仲唐從攝影中看見的現象，透過影像創作傳遞關於它們的透過「邊界」展現的思考特質，而這個實與虛透過不同載體表現的面相集合，也是他往後將創作思考，延伸至數位創作及雲端表現的創作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