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35年冬天，我從上海到南京拜訪徐悲鴻先生，徐先生當時熱情地介紹我去看吳作人先生，這是我第一次和吳先生認識的經過。詳細點說：我那時受上海大眾出版社總編梁得所之命，打算出一套當代畫家小叢書，到南京是去組稿的，我那時23歲，是大眾出版社的編輯。吳作人比我大五六歲，他20歲就加入田漢先生領導的南國社的文藝活動。1935年他還不到30歲，已經留歐歸來，在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了。那時的青年人參加社會工作是比較早的。

　　我是較早看到吳作人的油畫作品的，對油畫我是個大外行，只知道作人在比利時（他初到歐洲是去巴黎，後來因為比利時學費和生活條件比巴黎低，窮學生就到比利時學畫了。）是師從王家美術學院巴思天教授學畫的。我感覺到他的作品色彩沈著深厚，有一種引人深思的誘惑力。他那扎實的風格，說明瞭他的個性和功力。那時我並不知道這是受北歐弗拉芒油畫傳統的影響，只知道這種功力是了不起的。印象較深的是重慶的後期，他的風格又發生了突變，愛用油畫中最難用的“灰調子”。說難用，是因為所謂“灰調子”，絕非黑里加白概念的“灰”色，而是濃淡層次千變萬化，給人回味無窮。無以名之，在油畫用色的術語中名之曰“灰調子”，也是需要畫傢具有最敏銳色調感，是最不易表現的。記得他在給郁風畫像時，就談到他這個新追求。直到50年代中，他的不朽之作《齊白石像》，衣服和帽子的深暗的灰調子和高音階般明朗的淺灰背景的強烈對比，都使人感到他在油畫方面成功的創新。這創新我以為是來自中國水墨畫的某些啓發。

　　吳作人的油畫成就，則早就被公認的。1935年我們第一次見面，在他家裡看到許多他在歐洲的作品、其中一幅《裸女》和一幅風景畫（是交我帶回上海拍照製版的），使梁得所（他是徐悲鴻先生的好朋友，是一位要求很高的藝術鑒賞家）和我們都歡喜贊嘆。記得在那個時代，對藝術家的“論資排輩”風氣並不時興，中青年畫家只要作品好，是同老畫家一樣受到尊敬的。

　　有人把50年代作為吳作人作品轉變的分水嶺，50年代前，他以油畫為主，50年代後，他以中國畫為主，大致可以這樣說吧。從表面上看，吳作人和徐悲鴻走著同樣的路——同是在國外對油畫，素描打下深厚的根基，同樣有卓越的寫實手法，同樣是油畫和中國畫兼之。但實質上兩個人有不同的趨向，悲鴻先生在中國畫方面更多地創作人物，他也畫馬，而吳作人的中國畫，少畫人物，少畫馬，大概夫人蕭淑芳是一位知名的花卉畫家的緣故，他很少畫花卉。他畫梅、竹二君子而外，更多畫的是氂牛、駱駝、熊貓、黑天鵝……這些古人和外國人沒有畫過的東西。他也畫鷹和金魚，可是也和古人前人的完全不同。他從寫生入手，從深刻觀察這些描寫對象的神態入手：他有深厚的素描基礎，可是他能夠“洋為中用”，把素描的寫形和水墨畫的寫意兩個矛盾統一起來。他借助於他的中國特有的書法藝術的功力，孕育成他自己的、新的水墨畫。

　　吳作人的中國畫，像他自己說的：“要洋為中用，而不是以洋代中，要民族化，而不是化民族。”他畫氂牛、畫駱駝、畫熊貓用大筆渲染，首先抓住這些動物的性格和透過動態所表達的內在精神，然後再“收拾“一些細節，這正是中國傳統繪畫所主張的“以意寫形，以形寫神”的具體實踐。大家知道，西洋畫“不厭其繁”，而中國畫是“力求簡略”的，一個做加法，一個做減法，不論是加是減都不能無限制的。怎樣才能碰在一起呢？用吳作人的話，就是“舉要治繁”。舉要，當然是掌握對象的主要方面，治繁則是恰當地處理細部，兩者都是為了傳神。吳作人把氂牛的活躍，駱駝的安詳，熊貓的天真活潑，都恰如其分地“舉要治繁”，把準確的造型用精練的筆墨表達，而筆墨的功力，是得之於他的書法修養和文學、音樂等各方面的陶冶的。熟朋友都知道吳作人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畫家，而且是一位優秀的笛手，他曾和歐陽予倩、俞平伯、蔣梅笙等老一輩一起拉崑曲。可惜他“斷笛餘音”，近年已經近於“廣陵散”了。

　　看了吳作人的國畫，使人有一種安靜淳厚的感覺。他喜愛的題材：鴿子、金魚、熊貓、天鵝、駱駝………都是那麼善良與安靜，“畫如其人”。即使畫獸類中的氂牛，也只有使人感到雄健姿態而沒有血淋淋的刺激。“一切眾生，均屬有情”，這是東方人的感情，在這一點上，他與日本的東山魁夷，略有相同之處，所不同的是，吳作人是中國人，他的作品更富有中華民族的情操。

　　吳作人和徐悲鴻先生一樣，喜愛收藏一些古人書畫，對於一個畫家來說，這種借鑒是必要的。但是人所共知，吳作人的中國畫無一筆直接“搬”自古人，他食古能化，他的中國畫是當代的思想感情的產物，是當代的筆墨，這也是人所公認的。

　　毛筆和宣紙，既是中國繪畫的工具，又是中國書法的工具，“書畫本一律”（蘇東坡詞），吳作人喝了洋墨水之後，越發覺得自己民族的水墨是一種奇妙的、適於表達東方思想的手段。他深有體會地認為：有了書法基礎，我們才能充分領會和發揮中國毛筆的功能。書法用筆講究腕、肘、指的運用，要經歷長期的鍛鍊，吳作人的書法，無論是篆書或行草，都寫得憨厚有力，不但畫如其人，而且書如其人，他的書法也是陳年的紹興黃酒，而不是白乾，筆簡意賅，余韻無窮。

　　作為中國美術協會主席的吳作人（去年，他還接受了法國政府頒贈的藝術文學最高勳章），還是書生本色，待人接物，謙遜和藹。不管在家裡還在社會上，照樣話說得不多。對藝術界朋友是例外，有時滔滔不絕，一說就是令人解頤而又耐人尋味的妙語。

　　今年4月底，吳作人才在北京美術館舉行第一次有回顧意味的展覽會，這將近兩百幅作品中，有的是他“劫余”幸存的早年作品，有的是散失後剩下來的中年和近年的油畫佳作，其中更有不少是他從未公開展出過的中國畫。當然，書法是展出中的一部分，而素描、速寫等作品，也將飽飫廣大觀眾。

　　近百年來，特別是近五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前途，付出了無可估量的代價，一個善良的，忠於人民，對國家民族有作為的藝術家，藝術就是他的生命。一生勤奮的吳作人，創作了無數美好優秀的、感人肺腑的作品，但是經歷炮火空襲的洗劫、國家民族的折騰，剩下來的作品經他自己選出了這一二百幅，看展覽會觀眾想到這一點時定有許多感觸。

　　吳作人敢於破古人陳法，敢於寫“前賢未見”的題材，虔誠地創造為今天的人們所喜愛的藝術形象。他在1984年曾經為他弟子的畫展題過兩句話：

　　法由我變

　　藝為人生

　　我覺得這八個字正是他自己的藝術趨向和藝術抱負的最好的概括，也是這位可敬的藝術家自己的速寫像。

　　（原載香港《大公報》1986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