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來談談「紅色」在一個社會與文化裏所代表的含意，以及這個色彩傳遞出來的視覺經驗是甚麼。然後我們再回過頭來檢視崔永嬿的「小紅帽系列」作品。

從生理的角度，人類眼球對於光線的作用有感受度最強的色彩，紅色為其中之一；從心理原色的角度來看，紅色也是容易形塑感知的色彩，透過感知人就有心理上的不同作用；中國傳統裏，紅色象徵吉祥、喜慶；西方國家以紅色代表「愛情」。有趣的是，十九、二十世紀裏，紅色卻也也被用來當作警示的象徵，交通號誌、紅綠燈、消防設施；政治上，紅色代表的是反動、革命。因此當我們第一眼感受到紅色時，心理狀態是怎麼樣，其實還牽涉到環境所提供的元素。

從童話裡小紅帽意象到當代心理意象

崔永嬿的「小紅帽系列」雕塑，雖然說是以童話故事為發想，可是藝術家以經去除了故事的背景與發展，只以「小紅帽」當作參照對象。因此，藝術家首先預設的是所有人都應該知道小紅帽這個童話故事，也知道故事的發展跟結局，據此，她要挑戰我們所熟悉的小紅帽印象。但是她要挑戰的是對童話小紅帽熟悉的「成年人」，被世故化的「成年人」，不是單純的小朋友。這樣壁壘分明的解釋是因為，我相信成年人與孩童同時看到崔永嬿這一系列作品時，所反映出來的心理狀態甚至是外顯的行為都是截然不同的。對小朋友來說，就如同此前所提到人類對色彩的自然心理反應，應該感受到的是愉悅、有趣、可愛，她們的日常生活裏可能偶爾也有這樣的行為與動作出現；但是對成年人來說，觀賞經驗已經參雜了許多的人生價值與判斷。因此，這個所謂的「恐怖觀賞經驗」究竟是作品本身，或是觀賞者自己的經驗判斷呢？片斷的文本利用作品與成年觀眾的交互指涉，呈現模仿、諷諭與改寫，新的文本於是產生，從而有了觀眾所自我詮釋的世界觀。

因此可以論斷的是，「小紅帽系列」被挑戰的成年觀眾而不包含的年輕未受世俗道德教育化的年幼觀眾。人們在日常生活的欲求與記憶的深處欲望都有一個媒介將欲望與衝動經由幻想轉化成模糊曖昧的語言，然後投射在一個物件之上。當欲求無法滿足時，人就會開始焦慮甚至患得患失，然後出現補償的心理，特別是男性觀眾一再反問自己：我到底想要看到甚麼？我到底看到了甚麼？我真的看到了嗎？我是不是應該再好好確認一次？這種重複的衝動（repetition impulse），經由具體的影像在腦海中鋪陳、建構，因此才有了恐怖小紅帽的經驗。

崔永嬿將小紅帽雕塑從童話故事裡獨立出來製作，基本上已經跳脫了依附故事本身或者與與大野狼交集的受害者角色，這些一個一個的小紅帽各有自己的姿態，故事是可以重新再被書寫的，端看觀賞者怎麼來詮釋。因為這些小紅帽的動作我都不認為是為了取悅某個對象而做出來的姿態，相反的她們的動作似乎是那麼理所當然，沒有太多的思考或包袱，純粹是當下的一個反應。藝術家將「自主權」給了小紅帽，因此她不用再去考慮溫柔、慧結、優雅的問題，也無須將男人的單一價值繫縛在身上。所謂女性的理性自覺與獨立思考正是崔永嬿創作這一系列作品的隱含概念。

隱晦的「陰性書寫」藝術家

「2013動漫美學雙年展」中展出四件小紅帽雕塑，創作時間則從2009到2012。這些作品的材質都不厚重，以紙漿為主，因此藝術家在形塑小紅帽時應該感受是自在的，這也顛覆一般雕塑重量的迷思。當我們想像將小紅帽一把抱起時，同時也暗喻人生的包袱其實不在外在，而是自己的內心狀態。再觀察這些作品，其實小紅帽是面無特別表情的，眼神也只是自然的流露，也就是說她已經不是童話故事裏的小紅帽了。她不經意的掀起紅裙或是自在的雙腿張開，在這裡看不到她的期待或擔心害怕，我們猜不出她的情緒，只覺得她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在這裡，崔永嬿已經給了小紅帽新的生命體，因此我覺得無需不斷還圍繞著格林童話故事來談之間的差異或意欲翻轉的觀念。藝術家只是借用小紅帽來揭示她的女性自主觀。

三位法國女性主義者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西蘇（Helene Cixous）、伊麗格瑞（Luce Irigaray）曾提出「陰性書寫」的觀念，她們批判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與拉岡（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論，透過男性自我凝視的方式，將女性建構成象徵差異的他者。 「陰性書寫」是現代女性自覺的再現，藉由身體經驗再度書寫，強調不連貫的面向與多元性別觀。小紅帽的動作有人會解釋為暴露女性的私處，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僅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甚至在此也看不到屬於「性」的引誘或敗德。

崔永嬿表示這一列作品她還會繼續創作，就像是一個觀念的延續，至於小紅帽未來還會以甚麼樣的風貌呈現，我們也可以想像。她不是一位激進的「陰性書寫」藝術家，因此我也不將她放在女性主義藝術家裏，但是她對於人甚至社會的關懷其實還是有著深切的母性特質，這一點倒是可以清楚看見的。

對邊緣人物的關注

「蹬蹬腳尖兒馬戲劇團系列」作品則是對現實世界的一個逃脫。當觀眾進入馬戲團的世界裏，看到的都是平日難得一見的人物與動物表演，他們或許長得特別矮小、渾圓，總是流露出喜感。觀看他們的表演，觀眾得以從現實暫時脫離，進入一個奇幻的世界裏，沒有了憂愁與煩惱。如同藝術家的自述：「反應著對於現實逃避的慾望與渴望愛和關懷的世界。這一切轉換成一種想像、一種另類式的鄉愁、一個另類的桃花源的象徵。」　

這一系列繪畫作品中的人物，藝術家設定的是無法與現實結合的矮小人物，僅能藉由不專業的馬戲團表演謀生，他們的悲哀卻要帶給觀眾的是歡樂，期間也產生極大的反諷，人們經由這些邊緣人物的哀傷換得一時的快樂，到底這樣的樂是否能稱為真正的快樂或者只是從某一個面向看來如此？

女性主義學者赫洛薇（Donna Haraway）在著作中提出「設身處地的知識」，當我們深究社會關係脈絡下所產生的知識，便可以對局部知識中的環境有所了解。崔永嬿藉由這些小人物讓我們看到主體對象在整個權力架構體系下所面對的無奈與不堪，觀眾經由笑中帶淚的情節裡重新組構對知識的理解。

崔永嬿以精緻細膩的插畫技巧將這個系列的人物繪製於畫布上，觀眾看到的是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色彩或主角，相反的帶有一絲輕鬆詼諧與幽默在裏頭。〈眼藥酸〉中五張連續的畫作剛好像是這個馬戲團表演者的一個翻轉動作，對於畫作高低的配置與圖中的人物倒是有趣的空間性。空間經常常是靜態的、感懷的，可是在這裡又像是一個切面製造出時間與流動性。

插畫繪圖的藝術愉悅性

崔永嬿也經常教授插畫並繪製圖畫畫本，這些都讓她有源源不絕的故事與形像色彩的結合，因此她的作品其實都有一種輕鬆自在的美感，即使是小紅帽我都不認為有任何恐怖的視覺印象。崔永嬿曾經與兩位醫術家共同完成台北捷運文湖線，松山機場站的公共藝術創作案〈第3區-夢想飛行〉，想像人類對飛行的渴望。因為有這個渴望，人類開始運用不同的想像力與實際的執行能力，只有堅持與充滿熱情才會讓夢想永不消失，甚至美夢成真。故事非常激勵人心，與「小紅帽系列」及「蹬蹬腳尖兒馬戲劇團系列」所創作的概念提到自我、社會邊緣人、觀者自我詮釋、對現實逃避籍對桃花源渴望的概念截然不同。

2013年十二月才剛完成的另一件最新的公共藝術案則是在台北松山機場國際線出境大廳的作品〈台灣好。HELLO TAIWAN〉，以鐵板烤漆，類似插畫的做法，將台灣山岳風景刻意用搶眼的色彩強調屬於本土的山脈與物種，尤其是台灣大黑熊。大黑熊以多片像積木的鐵板所組合而成，背景的山岳還有屬於台灣的原生植物，以類似剪紙的效果呈現不同的物種及風貌。除此之外，敦化北路的林蔭大道樹木、台灣獼猴、台灣藍鵲、台灣梅花鹿、飛鼠以及壽山、奇萊山和觀音山在這裡出現，崔永嬿所創造出來的純粹就是一個極美的台灣風景，沒有過多隱含的哲思或挑戰觀眾視覺與思考的意圖。原來，藝術創作也可以這麼讓觀者愉悅！　　

「自我」概念在崔永驗創作中的重要性

崔永嬿是一位善於表達自己創作理念的藝術家，因此從她的作品也可以毫無阻礙的閱讀藝術家所要傳遞的訊息。當然藝術創作並不需要太多的言說，作品本身就可以訴說一切概念。

以兩個系列作品來觀察崔永嬿的創作，她並不是一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她僅是透過不同的故事原型，重新加以詮釋成為她的觀念。所以小紅帽像是她內在的小女孩，用不一樣的方式來發問你是否真的看過小紅帽童話？馬戲團系列她關心的是屬於底層生活的現象，但她巧妙以古典的人物或輕盈的線條減低了對社會的控訴或不滿。

不同的系列作品我觀察到的是崔永嬿所隱含的「自我」概念，這也是她作品中明顯或隱晦不斷出現的訊息。東方社會文化裏強調的是不踰矩且將自己遮掩起來，崔永嬿正好相反一再的出現「自我」，小紅帽的動作姿態、馬戲團的矮小人物即使他們再怎麼努力隱藏自己，我們卻更清楚的感受到「我」的存在。從古代到現代化的過程，對「他者」的想像經常因為階級、性別而有刻板化的印象，崔永嬿似乎也特別關注這些居於劣勢位置的人物，透過藝術的再現，她讓這些人物成為主角，同時也足以掌握某部分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