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華人家族歷史中，或長或短都有一個流散的故事。

我跟父母一輩均在香港出生、成長及生活，可是我的外祖父卻是在廣東東莞出生，後來移居澳門最後在香港落地生根並且終老。然後，跟我有著相同背景的朋友，他們有的正在帶著下一代的香港人移居他方，成為散落各地的香港族群。今次展覽中兩位藝術家羅玉梅及林羿綺，從自身家族的流散故事 —— 內地到香港及台灣到印尼 —— 作為起點，側寫香港及台灣兩地有關流散歷史。關於華人的流散歷史最普遍的論述是離鄉謀生，「回家」是流散的主要特徵；在同一民族共居並強調文化及傳統的連貫性的基礎上，回家彷彿是流散人口最理所當然的渴望。可是，羅氏及林氏從家族歷史出發，以藝術、語言及詩意叩問「流散」及「家園」的概念，以反思在當下的社會及地緣政治的張力下，「流散」跟「回家」或許是對過時的雙生兒。

歷史及人類學者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指出「流散」（diaspora）在當代語境下，更多是關於棲息在異地並維持社群聯繫，是場回鄉歸故土及移動棲息的辯證。在人口流徙的歷史中，「流散」並非單純指涉跨國家的人口移動，而是一種保守個體獨有的文化身份、也是建立及維持獨特社群的方式。於是「回家」當中「家鄉」變成曖昧的概念，「不回家」或者「回不了家」的流散狀態並不是忘本，而是多元文化族群的該有形態。亞洲近代史寫滿華人流徙的故事，不論是因為內戰、意識形態對峙、殖民主義及冷戰等各種因素，華人在亞洲地區中的流徙多從海路；因此，展覽以「海」作為一種象徵，其變化流動揭示了身份、民族及家鄉的概念並非永恆的同質凝聚體。

林羿綺在奶奶的抽屜中翻到印尼親戚寄來的信，信中訴說思念家鄉台灣之情；來到了叔父輩，台灣對他們來說只是「想像中的家」。林氏在錄像作品《信使：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中，以在台灣土生土長的第三代，根據奶奶的信到南洋尋找家族流散的歷史。水流、主觀行車的視角以及語言的轉換，會隨著個人的經歷而轉變。林氏的作品穿越日治台灣時期的南進政策和四十年代末及五十年代大陸外省人遷台時兩段歷史。海也是羅玉梅作品《那傳來浪潮的方向》中重要隱喻，「海」扣連了羅氏父母及越南籍男童Tom的流散故事。羅氏的父母在 1979年以自製的帆船從中國汕尾逃往香港；Tom在八十年代末隨家人逃難到香港並入住越南船民羈留營，後來被遣返越南。在途中的海浪、靠近香港海岸的風光以及羈留營外的一片海交織及並置不同時代的政治事件中，反思香港作為離留的迴旋。

無論移居、流徙甚至是流亡，在新環境的適應過程中總包括外來的灌輸教導（indoctrination）。林羿綺新作《越洋練習》以及羅玉梅的《殖物》，是一場關於灌輸、教導及植入的辯證。林氏的作品是語言作為文化身份重要象徵的反思。羅氏的《殖物》道出香港市花洋紫荊不能落地生根、只能折枝繁殖的本質，呼應著這個沿岸城市的前世今生。兩位藝術家的作品是以藝術手法再現固定不變及單純以種族及語言劃分身份的悖論，也回應著文化研究理論家史釗域・霍爾（Stuart Hall）所提出文化身份是不斷化成（becoming）的過程，它是在同一性上 —— 即出生地、種族、集體回憶及傳統等 —— 再加以不同個體的差別性的不斷演化過程。個體的差別性就是不同人的經驗，每個人的閱歷及遭遇也不一樣，因此在構成文化身份及家的概念時，重點並非回溯歷史及尋根這些永恆固定的單一想像，而是強調在文化、個體經驗及歷史張力之間的不斷重新定位（positioning）。霍爾作為牙買加裔的英國學者，從五十年代到英國求學開始，以至成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直到2014在英國過身，他都沒有「回家」或「回去」牙買加的想法。霍爾畢生都是一名處於離散狀態（diasporic）的學者，無論在牙買加或英國他都是「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

兩位藝術家的作品及當中指涉的「華人」、「家鄉」、「回家」及「尋根」等概念，就如霍爾提出的不斷化成身份（becoming identity），讓整個展覽成為反思「華人」異質性及差異的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