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教徒的文化混種與雜揉—盧昉2022年新作展

文 / 陳貺怡 (台灣藝術大學 美術學院院長)

盧昉從不諱言他的創作與生命史的關係：出生於臺灣，三歲到美國生活，九歲回臺灣就學，臺藝大畢業後赴西班牙撒拉曼卡大學與賽維亞古城深造，博士班就讀繪畫與古物修復組，練就了一身精湛、細膩的古典油畫功夫。2009年盧昉返臺定居至今，也在此時開始發展《出古入今》系列。他曾經穿著白T、短褲與藍白拖，模擬15世紀起在北方文藝復興出現的凸鏡鏡像，自繪成臺味十足的「大鼻子」，穿梭於西方古典時期的經典繪畫之中。他也曾將老布魯哲爾的名作與臺灣雜亂擁擠的都會景觀結合在一起，創作出令人驚訝的巨幅〈台北大違建〉或令人發笑的〈古今人車爭道〉。

對於從小不斷旅行，飄移於臺灣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盧昉而言，劇烈且持續變化的時空環境總是深深的觸動著他，以至於偏好運用拼貼與挪用(appropriate)的創作手法，將種種異質甚至對立的元素揉和雜陳，乍看覺得突兀，再看覺得幽默詼諧或嘲諷，細思則逐漸理出了一個嚴肅的「文化歸屬」問題。後殖民主義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經在《文化的定位》(1994)一書中提議以「逆反敘事」來瓦解西方中心主義，並睿智的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文化之間並非單純的對立狀態，而是存在著一種「愛恨交織」的灰色空間。他用精神分析術語「矛盾」(ambivalence)來指稱這種曖昧狀態。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模擬」(mimicry)並非單純的模仿，而是透過「否定的過程」表現出異於殖民者的自身的文化特徵。這種非自願的創造過程，即是一種文化「轉譯」(translation)的過程，由此產生了一種新的混種文化，一種「雜揉」(hybridity)。雜揉不只發生在過往(例如大航海時代)，也發生在離散、遷徙、漂流與流亡頻繁的全球化今世代。而盧昉作品呈現出的雜揉與混種特質，既反映了他自身的經歷，也反映了臺灣文化的處境。

因此，盧昉為了能有效的對個人或民族的文化歸屬提出質問，放棄了傳統的繪畫創作方式，改採在後現代社會中大受歡迎，並且也能更有效的處理文化問題的「挪用」技術。挪用乃是在新作品中借用或重複使用一些既存的元素或圖像，將它們從自身的媒介或原始的背景中抽離，以便在另一個語境或與其他符號並陳時，產生意義的移位及新的詮釋。這種看似簡單的過程其實非常複雜，既牽涉到作者(author)與原創(originality)概念的放棄，還牽涉到對既存作品的「再文脈化」(re-contextualizing)。人類學家甚至認為挪用的過程與本質，乃是文化變遷與跨文化接觸的重要關鍵。

從2009年至今，盧昉依序進行了個人與地方的文化認同探索，今(2022)年發表的新作則聚焦於宗教議題。從小即隨家人前往基督教會聚會的盧昉，一直以基督徒自居，而在西班牙期間也參加合唱團，到各地的天主教堂唱彌撒及演唱詩歌。基於教會的信條，他一直對異教的殿堂及圖像保持著警惕的距離。然而所謂的「宗教藝術」，其實同時座落於宗教與文化兩個場域。宗教圖像的內容與風格的形成，源於一定的文化背景；這些帶有強烈媒介功能的「藝術作品」，除了有視覺吸引力之外，還擁有在常民生活中深植人心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馬偕博士來臺灣傳道時，曾在戲台附近榕樹下替民眾拔牙傳教，當有人邀他扮關公換取唱詩講道機會時，馬偕二話不說便上台扮起關公，此乃異文化宣教的民俗融入原則。

盧昉在這一系列的作品中甘冒大不諱的將臺灣民間宗教信仰的元素，與西方藝術史中的宗教或神話圖像位移或並置，甚至加以諧擬(parody)：例如在凡·艾克的〈聖母、聖嬰與教士范·德帕勒〉中，讓聖母瑪利亞讓位給王母娘娘，讓聖喬治拿著中華民國國旗取代原先的十字旗，並且讓所有人物都享用著珍珠奶茶。正統的油畫罩染法營造出的沉穩色調，也不得不與臺灣民俗文化中鮮豔俗麗的大橘黃色互相對照。聖母寶座上的紋飾被東方化，亞當與夏娃的雕像被遮住，但〈該隱殺害亞伯〉以及〈參孫空手屠獅〉的小雕像則被保留下來。十七世紀荷蘭畫家Govert Flinck的〈天使向牧羊人報喜〉中的天使飛到了艋舺龍山寺上空向關公問路。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畫家Ambrogio Bergognone的〈聖母升天〉中的升天場景被飛翔的空拍機取代，下方表情誇張的使徒們手持控制板，顯示出清涼的少女。盧昉還互文了十七世紀大師樸桑的〈劫掠沙賓女人〉與十八世紀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的〈沙賓女人〉(Les Sabines)，將二作中的若干元素植入保安宮前的廣場，與手持大刀的關公一起上演一齣穿越劇。而〈疫情下諸神的聚會〉，更是古今中外不同來源的眾神像，與象徵殖民主義時代中國風(chinoiserie)的青花瓷等器物的大雜燴，需要相當的世界藝術史知識才能一一辨識解讀。盧昉刻意將許多作品的背景以留白的方式處理，更暗示了這些符號的去脈絡化，營造了所謂的「第三空間」。

這樣的作法對別人來講或許容易，但對擁有基督徒身分的盧昉而言卻是突破，因為這意味著他終能持平的認清聖像只不過是如布希亞所說的「真實上帝的差勁模仿」。圖像的本質乃是符號，特別在影像爆炸的網路世代裡，早已壓倒再現的對象並取而代之，成為所謂的「擬仿物」(simulacre)。因此，盧昉的作品無意冒犯任何一個宗教或褻瀆任何一位大師，而是在尋找文化歸屬的艱辛旅程中，試圖透過逆反敘事在雜揉中化解文化對立、解構文化樣板，並再一次為「何處是我家」的懸疑劇場提供一個開放式的結局。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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