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書畫在傳統路線上的探索，不僅是技法、風格進行革新和轉化，甚將現代觀念和語彙融入其中。如此的融合也並非僅限於技術或形式上的突破，更涉及文化認同和價值觀念的建構和重塑，同時也啟示了藝術如何於今日，持續發揮其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

自2014年「還我河山」、2017年「天圓・地方・非人間」、2020年的「仙路迢迢」，陳浚豪總以大尺幅的碳化夾板作為開端，以工業用蚊釘代墨，根根扎入畫布，開闢出他豪氣磅礡下的千絲萬縷：作品以無數蚊釘於高低疏密排列組合下，臨摹、再現中西名家經典作品。如此以現代工業化材料置換傳統水墨，除了藉此探討材質與文化脈絡的關係，也試圖從密集的身體勞動創作過程中，將筆墨行氣的書寫韻律，轉化成金屬的冷冽、單一、重複。

本次耿畫廊帶來陳浚豪睽違四年之個展「大千我門」，策展人張禮豪將藝術家2021年至2024年間潛心創作所得之三十一件作品，梳理出陳浚豪沿張大千在山水、仕女兩類題材及其生涯各時期所發展之不同風貌之創作，同時更上溯「明四家」之一的唐寅、明末青藤徐渭、清初八大山人，旁及清末嶺南畫派高奇峰，以迄與大千齊名的舊王孫溥儒等書畫家為主要參照對象。展名「大千我門」，除彰顯藝術家內化前輩名家作品於自身門下外，「我門」更與英文「Woman」有諧音趣味，暗示藝術家近年對於中國傳統仕女題材的研究和琢磨。而展覽中的主視覺展名，也特別商請其授業恩師林章湖題字，凸顯陳浚豪對文人精神傳承的重視。


在強調去中心化的當代語彙中，「挪用（Appropriation）」一詞，意即利用已存在的對象，對其或做直接、或稍作轉換後新的產出。陳浚豪藉由「臨摹」張大千「臨摹」他人之舉，試圖批判固有觀念中之「作品原創性」，也意欲再定義、賦予作品一個不同於上文脈絡之意義。展中可見陳浚豪戮力為之的臨摹大千仿巨然《夏山圖》、臨摹大千仿巨然《晴峰圖》、臨摹大千仿劉道士《湖山清曉圖》，無一不是筆墨繁密蒼茫，佈局氣象萬千。另有臨摹唐寅《松岡圖》、《款鶴圖》兩件橫幅大作，無論松姿磊落皎然，或者與鶴同讀共飲，俱為明代文人追求閒適雅興之心緒投射。

「仕女」系列是本展中另一焦點。陳浚豪於2020年台北故宮舉辦之「她──女性形象與才藝」一展中有著反思。該展勾勒歷代女性所扮演的多元角色與風格面向，及眾女性藝術家風格獨具之作品，促使陳浚豪深入研究傳統仕女圖的發展與轉變，並蒐羅唐周昉《簪花仕女圖》以降，包括唐寅、改琦、溥儒，乃至大千等人所畫身形姿態皆有別的仕女，將自身對於女性之美的認知注入作品中。以「臨摹大千《仿古紅拂女圖》」為例，人物姿態與服裝表現均可見其受敦煌石窟壁畫影響；另最新作品「臨摹大千《荷花屏風美女圖》」，其迥異於大千過往人物風格，具現代感之表現，甚至浮現些許日本浮世繪表現技法，在大千眾多仕女作品中亦屬少見。作品聚焦在畫面右方回首顧盼的佳人，藉由蚊釘單一色域的表現，使女子面容及一頭烏黑長髮也能生出恍若流暢線描的視覺效果，在數葉荷瓣映照下，尤顯華麗絕美。

陳浚豪的創作中，與意欲透過眾所熟知的圖像以取得高度關注之出發點截然不同；相反的，藝術家進行宛若修行的創作模式：透過高度重複性排列工序，且毫無容錯率的狀態下，蚊釘如印刷網點般將畫面呈現；而經由視覺錯覺所造成的成像，也會隨著觀者的視角和距離而有所變化。正如進入展場迎面而來的「臨摹清高奇峰《孔雀圖》」一作，在充滿嶺南畫派筆墨細潤特色之餘，又見層疊羽翼隨風搖曳擺動間產生之明暗光影變化。「大千我門」即便在技法和題材上流露濃厚的文化乘載，我們卻也能察覺藝術家促狹之趣：從筆墨到蚊釘，從傳統到當代，從「大千」到「我門」，以無數輕盈的蚊釘傳達醇厚的意念，是陳浚豪回首過去的神往，是面對當下自身文化的實踐，也是遙祭未來的時空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