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白適銘、鄭月妹

臺灣近代美術的發展歷程，隨著世界政治局勢的移轉更迭，造成史上最為劇烈的變動。此種變動不僅關涉臺灣內部自身，更與鄰近的日本、中國或西方世界，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緊張關係。現代美術，脫離自命清高及彰顯階級的傳統窠臼，成為國力象徵、民族意識或文化主體的載具，如何建構既能標榜自我又能抵禦外侮的形式內涵，已然成為重大的時代課題。

戰前形塑新文化時代需求的燎原之火，隨著政府來臺，將主戰場移至臺灣。然在當時中華文化復興「政治正確」的要求下，不論傳統與現代、在朝與在野、東方或西方，戰後水墨被迫脫離民主化、自律性轉化之軌道，淪為政治操控工具、缺乏在地連結，導致文化沙文主義四起，已成為其最大的致命傷。

不論西畫或水墨，戰後改革派多具激進鮮明的西方色彩，對傳統多抱持批判、唾棄或取而代之之強硬觀念。其中，吳學讓卻是極少見兼擅「傳統」、「寫生」與「現代」的畫家，反映其獨特的文化立場。此種調和特質，來自於他早熟的人生目標，從不斷吸收、融合及轉化的過程中，確立現代繪畫的創作方向，並在其生涯中奉行不渝。

吳學讓畢業自近代中國畫大師搖籃的杭州國立藝專，在潘天壽、陳之佛、林風眠、李可染、吳茀之及鄭午昌等名師指導下，奠定深厚的畫學基礎。踏實的性格，促使其養成多元學習興趣，學院之外，更廣泛吸收南北二宗、工筆、寫意、金石派及現代寫生精華，達到出入古今、兼通雅俗的藝術境界。

1948年畢業來臺之後，吳學讓除在校任職外，更參與了五、六○年代風起雲湧的現代水墨運動，使其成為其中代表性畫家之一。他對傳統繪畫的革新再造，雖採取循序漸進、並陳共觀的方法，卻認為國畫現代化最重要的目標，在於「結構」與「造形」的開創，此種認知對日後個人風格的完成具有重大影響。此後，他即以抽象性筆墨及半自動性渲染技法，在線性、符號的雙向軸線中不斷摸索，並在七、八○年代的持續消化中，建構出最具歷史里程碑意義的「東方幾何」藝術風貌。

他既先進又內斂的創作思路，非僅侷限於繪畫，更被廣泛運用至書法、篆刻、蠟染、彩繪木作、指畫、陶藝等媒材之上，展現其作為一位現代藝術家不斷自我超越的動能精神。透過工筆、金石派及日本畫寫生手法傳達典範意義、生活情趣及斯土感情；同時，運用西方現代主義探討肌理、造型及結構變化，建立簡化、直率卻充滿人性價值的圖像意涵，賦予對家庭、在地、歷史、文化等深度關懷，進而形成一種終結意識形態對立、走向協合共榮的戰後新文化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