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論述

法西斯的回返
「解殖」與「人權」構成二十世紀全球政治的雙螺旋結構，但時光飛逝，一個世紀下來大家所習慣的自由、平等、民主，卻在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前夕，因為政治的詭辯和武力的運用變得曖昧不清、甚至倒錯；而先前由左翼思想主導批判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民生問題，也大都移轉到對於民主的質疑。因此民主社會也轉而支持保守主義，以區域利益為主軸，全球都出現了超越左右派立場的法西斯化。

多層共感的群聚
廣義的左派失去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六○、八○年代召喚「共感」的能力，而任憑共感以網路社群媒體簡化後的標記量來計算，「民粹」因此成為數位時代的雙面刃。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以及發生在土耳其、烏克蘭、印尼、印度、伊朗等地的社會運動，都是為了抵抗法西斯化而出現的無政府式運動，然而大多數右化的政權都不予理睬甚至強力鎮壓；這個困局戲劇化地遭遇「2019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感染的襲擾，許多不為異議人士所動的右傾或極權國家因為資訊不透明與假新聞的操作而陷入內政危機。

我們今天必須面對並深思的政治生活，就是群聚在民粹之外的創造性。「諸眾」（multitude）作為去中心化時代的「群聚」，成為許多人對於社會團結和動員的主要慾望和無政府想像，但同時間商業市場中的「i」意識形態也大張旗鼓地席捲了整個市場，再加上網路社群平台的「運算」，「集體」必然在這樣的抵消中難以發生。明顯地，動情力、迷因要素促成了關係性的流動（relational flux），並以此產生群聚乃至於集體的發生，簡言之，群聚並非認同的凝結與完成，而是認同被再現之前的「共感」（co-sensus）事件。

众流的動態單元：自游
動情力的力量與能量促成流動，而流動的啟動（動情力的施作）才是群聚過程中的事件，這就是我們想要通過藝術途徑創造、捕捉理解的共感。今天面對的「共感」困難或「感知剝奪」不是通過結構性的關係來運作，而是以剝除微型要素（動情力）、人為地植入「迷因」、大量替換為特定語言介面的普遍性要素來進行，因此，相對必須以促成流動的「動情力」讓微型要素激發出「分享」效益。

如果說，80年代末期是冷戰瓦解、全面民主化的重要時期，在這種全球政治氛圍下，南韓或台灣都出現許多反獨裁體制的運動以及對於自由的要求，促求政府結束戒嚴與獨裁政權。然而，八○年代民主群聚的共感众流並沒有在當時的敘事中成為重點，而今天多層共感的群聚讓我們能夠回頭看到被遮蔽的理解；事實上，個體以創造性共感引發事件性群聚，正是讓差距變得可感、讓分配下的不可連結者發生連結，四十年之前如此，今日亦然；如今才更深刻感受到「民主化」需要一種能夠隨差異進行調整、令差異共容的能力。從反送中運動發出的以「自游」（be water）作為連結動情力、流動與民主動態的「狀詞」，便提供出這樣的技術範例。


众流的季節
如果「自游」（李小龍）是武術的能動性本質，我們甚至認為這其實是民主的基礎動能，意即「個人」進入到因政治而激化的公共空間後，為了達成某種效能與發揮某種力量而機動地與其他個人連結，並且連結出能夠適切回應外部環境樣貌的操作關係。「自游」能夠跨越許多民主社會的困境，逕而串連出有效的關係網絡、傳遞強化的訊息、情感的溝通與經驗分享，因此「自游」通過「共感」指向「众流」。

「五月」是中國的一九年、法國的六八年、南韓的八○年，也是台灣的八八年，五月讓二十世紀充滿變革與年輕的能量，因為「春天」的氣候適合外出、適合認識新朋友，或許利於表達自己、適合吶喊！現在，我們面對的可是二十一世紀的五月，如果再次召喚二十世紀的這些五月，為的不就是再次夢想外出交朋友、以更細膩的心思來搖撼這個世界的季節。通過「众流」，我們希望從藝術家的思考和作品中，看到這些充滿活力的匯聚與運動中更多的層次，試圖提出生物政治時期民主化的生態觀點，民主運動也代表著新的共同生活觀念，新的感性分配以及新的共同生存世界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