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色，自從隋文帝開皇七年（587）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 ，至清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末代科考為止，連綿了一千三百多年。這期間文官產生的大宗即是科舉制度，廣大的士子進入了科舉考試之門，即進入廣義的士大夫集團的社會。科舉中不中舉，決定了士子一生的命運。中國社會如果作「社會階層的分析」，「科舉」可以視為一個檢證的標準，科舉大門的門內與門外，中分了中國社會為兩個板塊。

在中國的文官產生制度中，科舉是相對較公正的制度，隋唐以下的名官諫臣、文人雅士多是出身科舉集團的成員。士子在朝為官，參與朝廷政治事務；退居返鄉，則成了一鄉意見領袖的鄉賢。台灣士子亦曾在科舉中崢嶸。這種模式成了千年來中國社會的穩定結構。民國來，新國體建立，但中央政府機構的設計（如考試院）、公務員產生的機制（如普考、高考）、大學與研究機構的運作，仍可看到科舉制度深遠的影響。

2024年正逢甲辰，重新觀覽科舉文物，可以體會傳統華人社會科舉文化內涵，並且思考一項制度對國家、社會，乃至於個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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