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70後藝術中的質疑精神”學術邀請展，是由今日美術館和《大周末》主辦，由獨立策展人杭春曉先生提名策劃，旨在重新梳理“70後”藝術家與之前一批當代藝術家，在生命經驗與生存體驗之間的精神區隔，探究這個群體創作觀念中的文化姿態。展覽時間是2011年12月18日至26日，展場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百子灣路32號蘋果社區今日美術館1號館3層。據悉，受邀參展的藝術家有王光樂、王頡、尹朝陽、李暉、李繼開、屠宏濤、康海濤、管勇，共展出作品30餘件。

策展人杭春曉先生指出，“70後”在中國的成長背景可以概括為“後理想主義”——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理想由於文革而破滅，繼而，80年代的文化理想也因90年代商業化而走向幻滅，整個社會趨於現實性的務實主義。成長於這一巨變期的“70後”一代，在人生命運上往往只有參與權，而無選擇權，處於一種被動性轉換與適應的過程，也即不斷被迫調整、改變自己原有的世界觀以適應新的生活狀態。在他們身上，缺乏一以貫之的社會環境與認知世界的方式，在不斷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形成了他們對歷史、對現狀的迷失、質疑，並且，這種情緒性的時代特徵在他們不斷自我顛覆、自我構建的過程中，形成了別具特徵的精神質地——不會輕易認可，習慣以帶有“迷失感”的語言質疑一切，並在這一過程中完成理性反思。這種由“不穩定感”和“不確定性”構置的體驗性空間，恰恰有助於人的自我發現，有了自我發現才會質疑外在世界，進而尋找自我的出發點——理性自覺。

為著策展主題的豐富性，杭春曉特別邀請了9位“70後”的文化藝術界名人，分別與策展人和參展藝術家進行對話，以期對這個群體的生存經歷、精神體悟、審美傾向、藝術創作有更完整的呈現。參與對話者來自於不同的藝術專業方向，有王屹（新浪財經總編）、李勞（搜狐文化主編）、陳小兵（凱撒世嘉文化總裁）、寧浩（著名導演）、徐靜蕾（著名演員）、尹麗川（著名作家）、沈黎暉（著名音樂人）、皮三（著名導演）和李芊潤（大周末主編）。

徐靜蕾：我覺得自己整個思維方式都在調整，因為現在我們都對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70後藝術家都是在肯定與否定中不斷循環往復，守舊與創新錯落交織。由於70後沿襲著五、六十年代的藝術創作思路與功底，但同時又受到80後新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的衝擊，所以突破陳規的創作路數就成為了最極力的追求。但由於諸多時代的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與衝擊，所以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產生出一個否定自己思維方式的節點。還會感覺自己本身的自我互動產生偏差，但同時也會催生出新的思維方式。

王屹：我們不應該活在一個不真實的描述裡，因為那樣並不安全。但是，人的內心又總是希望有一種宏大敘事的東西，讓我們獲得各種情形之所以發生的原因。這是一種很擰巴的狀態，卻又是70後不得不面對的真實際遇。

管勇：我認為個人的理想主義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總難以做到。就像剛才我們聊的，它是非常複雜和混亂的。我經常感覺自己非常弱，因為缺乏知識的體系。這種狀況無論是做作品的時候，還是看其他人的東西的時候，我有時候能感覺到一種吃力感。

皮三：我一直認為，“不確定性”對我特別重要。我是特別討厭複製和正確性的人。前些天有一個東方論壇的活動，我們的評委是汪建偉老師，他說的幾句話我印像很深。關於確定性、正確性的問題，這個跟年齡沒關係，老汪歲數很大，但是一直保持不確定和反抗正確的態度。我們對於審美或者對於文化態度，我們只是做不確定狀；還是我們有不確定的勇氣，這是兩個概念。我們只是表面上呈現某一個狀態，但是將我的工作方式認為是不確定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康海濤：就創作本身來說，創作者的每一次行為都必須最大程度地去清空自己的頭腦，讓自己和未知連接在一起，“探索未知”其實就是一種“不確定性” ，在這種狀態裡面才會有真正的創造力產生。一件好的作品對作者和觀者來說都會有這種不確定感，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裡面去閱讀它會有不同的體驗和感受，每一次的閱讀都會是前一次的延伸和擴展，都能得到新的收穫。就像一個轉動的球體一樣，我們隨時都能看到它不同的方位，但這個球體本身又是極其圓融和耐人尋味的。

陳小兵：當你不知道什麼是對的時候，你就無法說什麼是不對的。 “70後”藝術家的作品中，很多時候表現出一種掙扎。這種掙扎，我理解為一種探索的過程。當在探索的過程中對自身或者外部世界不能完全確定的時候，就會表現出這樣的狀態。

李暉：我理解“不確定”，就是因為規則剛開始緩慢地變化，後來就愈演愈烈：你的價值觀隨時都會改變。所以，這個不確定性，絕對是和這些變化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的記憶實際上就是一些碎片，受到很多不同價值觀念的衝擊，沒有長久不變的記憶。

李芊潤：70後的這批人骨子里挺純真的，是比較理想主義的​​一批人，這其實挺不可思議的，經歷了這麼多大的變革。在顛覆中成長起來的70後，是在對社​​會的旁觀和對自身地不斷審視和迷失中走過來的，一方面我們特別願意與這個世界交流，一方面孤獨成了我們喘息的，甚至是對抗社會的一種方式。各種不確定性告訴我們沒有什麼是可以依賴和憑藉的，我們習慣抽離，卻不得不緊盯著社會的風吹草動，這反而讓我們做事情沒那麼容易局限或者過於個人化，具體到做事情往往還是願意去做一些創新性的，比較大的題材的，有社會性，有反思意味的事情。

李繼開：對於繪畫而言，結果總是虛無的，一張畫結束了、開始了，有什麼關係，一切仍是遙不可及，一切都比不上生活本身更直接，在描繪中感受自信和自我警惕，失落與懷疑，繪畫作為一種手工勞作、技術性成份一定是有的，手感在抽象的筆觸顏色感覺裡是無法抽離分析的。隱晦的個性通過繪畫反映在方方面面。藝術創作可以使作者擁有兩個人生，現實的和虛構的。畫中物與人和我的關係，是某時某刻因為某個興趣去畫了它們，它們不代表我一直以來在思考什麼。但一定和我的生活狀態有關。有條理由步驟去分析自己，我認為這是不靠譜的事情。我愛觀察周圍的人，渡過有意思和沒意思的一天又一天。

沈黎暉：實際上以前已經把這個題解了，現在是人類給自己設定了新的方式，新的問題隨之而來。人很大部分是在處理新來的問題，反而是把人與這個遊戲的最根本關係忽略了。相比古代可能沒有任何的進步，只是不斷地發現和印證，這個世界不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可能越到後來越覺得這個世界就是一個遊戲。

王頡：從大的方面講，我確實看不到什麼意義，一個人做的只是在做一個局部或碎片的東西。我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對很多既定說法的懷疑。我的作品中如果涉及到歷史圖像和社會符號，這些僅僅是提供的一些視覺片段和思維材料。歷史有真實性，但我們所能觸及的歷史都只是一種假設，是經過加工的、被誤讀的“偽史”，得不到真相。因此通過對歷史符號的借用，能夠產生更精彩的想像空間對於我更重要。不是懷疑道德，而是懷疑既定的、統一的道德，也不是不要真理，而是會假設有不同真理的可能性，這是我比較贊同的。

尹麗川：我想這種理性主義，就是回到常識，回到生命常態吧。需要反抗的東西太多了，但藝術又不能淪為反抗的工具。對我個人來說，從創作初識，就被貼上各種標籤，“不確定性”也是一種標籤。如果我還在創作，根本原因僅僅是我還有話想說。不管這話是針對社會，針對政治，還是個人體驗。

屠宏濤：不確定說明社會還有很多問題，人們不滿足，很興奮。如果事情都完全確定了，就沒有發展的必要。中國的生活形態並不穩定，那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未知的結構中。藝術對我來說算是用冒險和敏感來完成對當代的結構表述。因為冒險性，所以今天看來很可能是語意模糊，很難接受。其實是很肯定的東西。這種結果肯定不是今天人自己判定的。只有未來的人經歷完整的事件後，他才能清楚的看到哪個藝術家最清晰的表達出了他們時代的精神和社會結構。我想我會更加勇敢的對未知經驗的探索。

寧浩：中國整個是處於一個急速發展和快速變化的過程當中，它所出現的矛盾和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戲劇性就是非常充滿荒誕色彩的。其實有矛盾嗎？就是變化太快了，那在這種情況下它一定會有很多比較有戲劇性或荒誕色彩的事物產生，這個東西是你看得到的，也是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把它拍下來了。

王光樂：我們每天都會苦惱，這無非就是太在意自己了。我畫這些畫，其實有種修煉的意味。更多時候我不想有情緒，不想像青春期之前那樣心律那麼快了，我也不想內心再衝突了，我想把自己放得很淡。當然“無我”並不是沒有我了，看怎麼去區分。 2002年以後，我的畫面已經不想有任何敘事了，不想畫一個具體對象，因為我發現沒有什麼事是可以重複說的，就像博爾赫斯所說的，觀念和故事等什麼都不是，最重要的是“技巧”。他是對小說的一個結構非常感興趣，結構就要比具體的內容要有普遍性，會恆定，他思考到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我發現我也喜歡恆定的東西，超越時間，終極問題我會感興趣。

李勞：作為一個“70後”，我覺得我們是放不開的一群人。既抱著理想主義的​​尾巴，又被消費主義侵染，很多時候游移不定。當然我們最大的優勢是體會了79年之後的整個變革，這種變革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會超過其他代際的人。我覺得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間是在“被生活”著，而不是他們自以為的在主導自己的生活，他想買什麼，愛好什麼，甚至找一個什麼樣的人相愛結婚，其實都是受政治、商業、傳媒各種機構釋放的信號的影響而形成的。我對這個常常會警醒，像Neo在矩陣裡頭髮現自己是一段寫好的程序一樣。老實說，對這個我十分焦慮。

尹朝陽：我們畢竟到了足夠感受到自己的年紀，成長起來了。或許以前情緒上不穩定的東西多一些，現在更多會理性的思考自己的想法。提到諸如“走向理性主義”，如果僅僅是種簡單的“逆反”的結果。那麼這種反思基本上屬於壞脾氣的範圍。事實上，我們缺乏真正的“理性主義”。所謂的“被確定”基本上沒有太多人在乎。我只在試圖打破的同時能夠見到一個新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