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是一種觀看結果，更是藝術家的修辭方式。通常，人們會將觀看經驗視作“真實”，並以之建立判斷標準。但藝術家卻時常挑戰這種“真實”——通過視覺修辭揭示“真實”背後的真實。什麼是“真實”背後的真實？這句話看似遊戲，實則是我們認知世界的根本方式。一般而言，我們的“認知”建立於將自身與世界分離，也即世界是我們面對的“物件”。而這一“物件”的客觀性，即“真實”。然而，事實絕非如此簡單。我們通常認為“真實”的觀看結果，只是某種經驗導向下的修辭方式，並非面對的“物件”，抑或世界。正如，那危早期看似寫實的人物場景，源自“藍色”、“白色”對病服的轉喻，是他自閉症經驗下的“修辭化”觀看。

從某種角度上看，“修辭化”觀看正是畫家向我們提供的帶有“編碼”的視覺體驗。也即，“藍色”與“白色”在那危作品中，不再是某種“客觀性”的物理色，而是畫家自身體驗的視覺編碼。當然，對於這種“編碼”，我們可以訴諸很多可供描述的故事，比如畫家曾因為自閉症而進行過長期治療。然而，這種描述並非全部的事實。在這裡，所有視覺形態成為觀看物件時，“所指”並非單一的文學化表述。或許，兩者間存在著某種聯繫，但卻絕非直觀上的因果。那麼，在“藍”與“白色”的組合中，那危試圖向我們傳達怎樣一種“事實”呢？回到作品，當面對他極具寫實性的人物，卻身處平面化藍白色域中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兩種視覺力量的相互“消解”。這是一個有趣的結構——很顯然，那危扎實的寫實能力並非他試圖顯現的目標，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希望將寫實技法所蘊含的“再現真實”的觀念加以瓦解，從而重新回到觀看的行為本身。

這樣判斷，或許過於抽象，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加以細化。通常概念上，所謂“寫實”是假定世界存在某種“真實”，並且能夠通過視覺語言加以再現。然而，當我們面對的“真實”，假借感官通道成為描述世界的經驗時，“真實”便已經被轉換。也即，我們“看到的”並非我們正在觀看的。普通情況下，人們不會意識到這種現象的存在，從而在所謂“真實”中確認世界的客觀性。“事實”的吊詭，恰恰產生於此。因為，在我們觀看物件之前，有關“真實”的某種預設，便成為了控制觀看行為的權力。我們會習慣於在預設的引導下，展開觀看。無論預設源於經驗化的他者，抑或他者化的歷史。於是，我們看到的結果，成為預設權力控制、封閉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接受了“寫實”技法作為觀看的前提，那麼“寫實性”背後的既定觀看結果，就會左右我們的觀看目的。但一旦這種“寫實性”被呈現為新的視覺結構，正如那危所作的工作——出現兩種視覺力量的“消解”，視覺就會產生全新的修辭，並因此打破原先關於“寫實性”的目標，從而啟動視覺的“重新發現”，還原“視覺觀看”的認知過程，而非既定結構控制下的“思想複製”。

當以如此視角審視那危畫面中“藍色”、“白色”時，我們會發現關於病服的轉喻，抑或色彩互文，都不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一個新視覺結構不只是圖像的故事，而是關於“圖像閱讀”的視覺釋放。因為，當圖案化的“藍色”、“白色”浸入“寫實性”的視覺技術時，原先那種關於“再現”的封閉結構便被打開，並啟動出一種視覺力量，成為某種編碼化的新修辭方式。它可以帶來閱讀時某種開放式的體驗，為“視覺能指”本身建立新的感官樣式。當然，那危的早期作品中，圖像仍具有突出的單一敘事邏輯。這種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弱視覺的自我結構化，從而使“藍色”、“白色”的視覺擴張力，容易被某種“互文”性的故事所遮蔽。可能正是意識到這種遮蔽，那危近兩年的作品逐漸消減了那種單一化的敘事邏輯，強化圖案性“藍色”、“白色”與寫實性技術之間的視覺悖論。比如，在他荷花、山川與船槳的三聯畫中，主動消解了原先畫面敘事的單一性，抑或完整性，將物件進行碎片化組合，並形成相互間帶有想像空間的敘事關係。這種關係，不同于可以形成故事文本的表述，在視覺上克制了觀者對“故事”的想像，並引導他們進入視覺本身。應該說，這是一個有效的轉換，因為當敘事的完整性被消解，由視覺悖論形成的“視覺結構”就成為了閱讀中心，並呈現為一種開放式的感知模式。於是，“藍色”、“白色”作為視覺力量存在的意義被放大，並進而獲得了不同於他早期作品的某種“理性表述”。

就此而言，那危的“藍色”、“白色”，徹底擺脫了文學化的圖像象徵，成為“感知”被重新啟動的視覺力量，一種獨具特徵的修辭方式。尤其，當畫家用錫管顏料直接擠壓出的“色絲”來完成“藍色”、“白色”的視覺結構時，關於繪畫的“慣性認知”也成為這種“修辭”加以審視的對象之一。於是，我們會發現：畫家為我們呈現的視覺物件，不僅啟動了一個被固定化的世界認知方式，同時還暗示著“手繪性繪畫”概念的瓦解。什麼意思呢？眾所知周，我們關於繪畫的認知，建立於一種“手繪筆觸”的視覺語言——是被加工後的油彩物質感。然而，那危的“色絲”，將“筆觸加工”的物質感變作直接擠壓出的色彩本身，仿佛未曾通過“手繪”過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手繪筆觸”的平面性，轉向體積化的浮雕性。很顯然，那危的目的並非為了製造浮雕效果，而是為了消解關於“繪畫”的既定認知，並通過“色絲”的直觀化物質感，建立一種全新的視覺修辭。

於是，面對他完全用“藍色”、“白色”的“色絲”組建出的“地毯”，我們發現：關乎“繪畫”的經驗，被畫家巧妙地重構出一個更為複雜的視覺景觀——它不再是那麼簡單化的視覺樣式，而是在新視覺結構中呈現出觀看的複雜性、開放性，並因為“色絲”的物質性而顯現得直觀、可感。應該說，這種努力在那危之前的畫家中，較為少見，值得我們持續性地關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