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人/吳介祥(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 理事)
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吳介祥。圖/非池中藝術網攝。
【2016金鴕鳥獎】票選藝文鳥事件中，例如盜圖、文資等事件，看起來好像是各自獨立的。但就我長期對於文化現象整體的觀察，以及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針對文化政策所做的觀察跟評估，其實這些事件都是環環相扣的。
以「台北2017世大運MV仿日團舞步」來說，據了解這案子其實就只有以10萬元以下的標案標出去做的。因此我們可以試著想想是不是採購法造成的問題？有些案子的經費需求應該不只10萬，但就把它當成10萬來做；或者是說有些案子來不及了，就把它拆成很多像10萬以下的小案子來做。追根究柢，不是受制於採購法，不然就是要迴避採購法。
做到最後我們常會覺得，專業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結案的時候每一張單據都要合乎程序；單據合乎程序有效性，比一個專業者提供的意見還重要，執行率比文化主體性來的重要！這造成一個現象就是，文化建設大小案子，其實都沒有什麼主體性、專業度可言。
例如像「嘉南海岸線的玻璃鞋」這樣的文化建設計劃，地方主管要的不是文化養成，不是要地區的主體性，也不是要讓在地人有什麼文化資源，他們想到的是數字、人潮、開發、土地增值、達成率。整個文化政策一直在犧牲專業，一直在做短線操作，只求符合審計法跟採購法的要求。
被扭曲的文化事務 何來美感教育？
不管是文化局、觀傳局、藝文館舍（例如：美術館）、文化育成機構等，常常會受到民意代表不專業的質詢、不專業的監督。這些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為了避免不專業質詢衍生的困擾，往往把專業犧牲掉，要求外包廠商改內容或者拿更少的錢提供更多的服務。
整個文化事務不斷被政治操作，被KPI（關鍵績效指標）、到館人數、達成率、預算使用達成率等種種監督機制與數據扭曲，無法呈現內容專業。整個官民合作的體系，到最後最重要的，只剩下數字還有時間的壓力。
時間上壓力，是承接政府案子的時候普遍遇到的困境。在時間不夠充分表現專業的時候，官方機關還常常在壓迫時間。比方說，每一個步驟都還要上級看了以後覺得OK，我們才能接下來做。所以，像是「奧運制服」等各類設計，其實都可能是在這樣過程中犧牲了專業。
這跟美感教育的過程一樣，都有個公布時間、時程，要提的案子，要執行到什麼程度，以及完成後結案過程。在這狀況下，從何去培養美感教育？
藝術專業、文化專業工作者花最多時間是在跟官方機構討論他要什麼樣的細節；官方機構會考量民意代表比較在乎的是甚麼，盡可能避開風險。然而，避開風險就是在抑制創造力，結果變成，我們花大部分時間在處理單據、核銷、結案報告的問題，多到蓋過處理專業的時間。
面對這種生態，我們沒有辦法真的達成美感教育，也不太可能真的把我們期待的專業發揮出來，更很少有機會把我們認為的專業向公機關說服、推銷，期待這些公機關去捍衛他們在這些事情上面對品質、專業的堅持，這些都是不可能的。
官民合作機制應重新檢討
如果不尋求真正的官民合作機制，這樣的現象一定會持續循環。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根本不可能談什麼文化的累積、永續、美感教育。《憲法》賦予我們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可是這些東西沒有在執行上表現出來，《審計法》變得好像比《採購法》還要大，《採購法》比《憲法》還大。
政府機關應該要捍衛專業上應有的堅持；我們不應該讓民意代表不做功課、不閱讀、不學習也不謙虛向專業請教，就任意拿著數字質詢公機關或委外單位，隨便拿一個KPI、人潮、數字就可以濫用他們的職權。這是目前我們觀察文化政策上最嚴重的問題，也是我們希望未來大家要一起克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