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莊普歷年來的生命歷程與藝術創作時，思緒漸然凝聚在古典社會學理論家對於現代性困境的診斷與批判上，在我的閱讀與理解中，莊普儼然以具體而實地的藝術創作，對這些文化危機做出了自在自為的回應。

學者B.Nedelmann及楊向榮在探討德國齊美爾（GeorgeSimmel）的文化社會學與社會美學時，曾經整理出齊美爾分析現代性困境與文化問題時提出的幾組二元對立與矛盾1：文化悲劇的當下語境：審美的現代性v.s.啟蒙的現代性;文化悲劇的內在實質：生命v.s.形式;文化悲劇的外在表現：主觀文化v.s.客觀文化。啟蒙運動以來所倡導的理性，重視個體對客觀物質文化的掌握,也使得藝術跟文化擺脫了過去宗教的魅影,並帶來社會生活的世俗化與自由，但另一方面，卻造成異化（alienation）以及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eason）的橫行。馬克思（Karl Marx）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是，在社會日益分工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發展下，勞動生產的對象，也就是勞動的產品，與勞動者分離，成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並且與勞動者對立起來。工具理性則強調特定目標的達成與手段的選擇，人們從事勞動與實踐，是為了既定的目的，例如賺錢，勞動與實踐過程本身只具橋樑性和手段性的意義，而不具備實質的價值，現代社會的人們因而變得片段化、破碎化以及虛無化。而審美的現代性則對於理性公開拒斥，對資產階級及其生產模式強烈反對，並主張唯有藝術才能讓碎裂化的個體恢復創造力和生命力，並且把社會分散的部分重新組合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啟蒙理性與審美理性的對峙，將引起誇張的主觀主義之發展。而現代性文化悲劇的實質對抗，來自於生命與形式的對立：生命是真摯而本質的內在精神, 也是文化所蘊藏的精神 ,文化發展和變遷的最終動力，都來自生命的能量。形式則是生命能量的外化性創造與結晶，包括宗教、科學、法律、以及藝術等形式。矛盾之處在於，生命的能量必須以外化的形式創造作為出口，然而，一旦形式確立了，流動性的生命又無法在固定的形式裡找到永恆自在的立足之地，日漸僵化的形式，也將反過來箝制當初創造它的生命。生命與形式的對立，產生的文化問題是文化不適應症。齊美爾進一步提出，現代文化悲劇的外在表現，呈現出客觀文化對主觀文化的壓制。主觀文化指涉個體生命所具有的一切創造力、活力與能力，客觀文化則是個體所創造出來的文化，如同生命與形式的矛盾對立，個體文化所創造出來的客觀文化，本是為了增進個體文化的福祉，然而客觀文化的急速發展，卻遠遠超出個體文化生命進展的速度，並扭曲其本真的需求，因而讓個體在面對龐大而疏離的客體文化時感到無助、陌生與孤獨，反過來造成其創造力與生命力的枯萎與褪色，這就是齊美爾所謂的文化悲劇。

莊普的藝術創作，如八○年代「心靈與材質的邂逅」中，以展現材質自身語言為主所進行的純粹初級勞動以及極限主義的表現形式，到九○年代以降用物質結合繪畫、複合媒材、裝置、觀念、生活經驗與社會議題的系列創作，讓物件成為隱喻的風格與手法，實則是一連串針對現代社會中物質與個體生命關連的辯證過程。物質本無生命，現代化演進的過程中，反而是有生命的個體被物化了，無生命的物質文化或客觀文化反過來壓迫著個體，侵蝕著其生命力。莊普對待物質/材質的方式，並不是將之擬人化或人格化，而是透過對於物質的藝術勞動尤其是純粹的初級勞動，進行自我存在與未思真諦的探索。物以詩意的方式再現，對於物自身並無救贖的意義，卻為個體原本飄渺而虛無的存在增添了厚度與深度，一方面抵抗了異化與商品化的勞動趨勢，另一方面透過意義的重新配置，賦予物質新意與禪意。顯然物質透過莊普理性操作所獲致的唯物美學，以及所提煉出的感性寓意，是生命所創造出來的有意義形式，厚實了——而非侵蝕了個體的存在與幸福感，不啻掘出生命與形式對抗的出口。此外，莊普運用理性規制，讓藝術品達至的直觀感性詩意，也提出啟蒙理性與審美現代性對峙之症的可能處方。而莊普著名的拓印系列，在資本主義機械生產的模式下，雖然乍看似有機械性的負面意涵之虞，然而在其創作理念的闡述中，觀者理解如此之多層次的藝術勞動操作，乃是回歸東方哲理下自然勞動的修行操練，讓物質發會可能的形上學意義，以達到藝術家自我心靈與存在的確認。此一「去異化」（dealienation）的逆向操作，對照性批判了現代機械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去生命化的悲劇，雖然不足以翻轉整體異化勞動的局勢，但至少是藝術家本身，以及感同身受的觀者，和未來更多潛在觀者所能共享之反思性體驗。此外，如插秧成田的拓印過程，或是其他運用複合媒材所進行的意義配置，亦可說是藝術家對於現代化運行軌跡下「生命片斷化、碎裂化」之負面性的反向改寫，以探照心靈更完整而深層的存在秩序。

若將莊普的藝術創作比喻成現代文化悲劇的救贖之道，似乎言之過重， 也過於嚴肅;面對這位幽默而不羈的藝術家及其作品，無寧說他歷年的創作，是一系列物質美學與個體存在的辯證性嬉戲，一如莊普的自述：我遊戲，因此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