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誰見到日本藝術家佐垣慶多(Sagaki Keita)的作品都會感到訝異：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維納斯的誕生〉、達文西的〈喬孔達〉(La Joconde)與〈最後晚餐〉，或是葛飾北齋的〈神奈川衝浪裡〉，乍看是以鉛筆與墨水在紙上對經典名作進行維妙維肖的臨摹，但細看卻驚奇的發現這些「素描」的灰階、調子、立體感與空間感均是由數以千計疏密不均、大小不一的漫畫角色與圖像拼集組構而成。從形式來看，這種由無數密密麻麻的細節或是元素構成整體的方法，繼承自秀拉(Seurat) 的點描、塞尚(Cézanne)的建構、米羅(Miro)與波洛克(Pollock)的滿佈式構圖、李欽登斯坦(Lichtenstein)的網點，或是克羅斯那些遠看與近看差距甚大的巨大人像，基本上都顛覆了圖與地的關係、造成錯視，或顛覆了觀眾觀看的方法。

「My Girl：佐垣慶多來台首展」主視覺。圖/多納藝術提供

從主題來看，佐垣慶多則是個不折不扣的挪用主義者(appropriationniste)，雖然1984年出生的他與活躍於1990年代的前驅如斯圖爾特文(Elaine Sturtevant)或Sherrie Levine等非屬同一世代，但對於藝術史圖像的挪用卻是一樣熱衷。當年在杜象(Duchamp)或蒙德里安(Mondrian)的名作下簽名的Sherrie Levine即曾宣稱：「世界已滿到令人窒息的地步(…)畫家的後繼者是剽竊者(…)有的只是可以在其中盡情擷取的龐大百科全書。」作為「龐大的百科全書」，藝術史提供了當代藝術家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庫。圖像的挪用早已其來有自，也曾經挪用過〈喬孔達〉的杜象可能是始作俑者，甚至我們可以追溯到馬奈(Manet)，並且他們挪用的對象往往並非原作，而是複製的複製、在現的再現，用以點明布希亞(Baudrillard)的擬仿(Simulacre)的概念。但是相較於1990年代的挪用主義者，佐垣慶多卻不是單純的剽竊者，他在這些大師的圖像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只能說他「重製」(remake)了這些畫作。

心之所嚮 From me to you, 83 x 64.5 x 4.7 cm, Pen on Classico Fabriano paper mounted on board 硬筆, Classico Fabriano紙, 木板_2017。圖/多納藝術提供

然而，佐垣慶多的偶像並不是他所臨摹的這些古典大師，在漫畫文化高度發展並具有獨特影響力的國度裡成長，使他從小渴望成為漫畫家，手塚治蟲(Osamu Tezuka)、藤子不二雄(Fujiko Fujio)以及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才是他崇拜的對象，搖滾樂和塗鴉則是他的喜好。但是當他最終成為一位藝術家，他思考的是如何在創作中同時展現漫畫家與藝術家這兩種身分，並且巧妙的揉合一些隨之而來的對立：例如高與低、東與西、近與遠。從他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知道西方古典大師與日本漫畫的遇合，源自於他對東、西繪畫根本差異的思考：「西方繪畫與日本藝術包含著許多衝突的概念。西方繪畫提供了深度，而我的漫畫角色卻是平的。即便在許多日本古典繪畫中，透視也不常被使用。」然而正是如此殊異的空間處理方式，讓西方藝術家對日本藝術驚艷不已，蔚為日本主義(Japonisme)。西方藝術與日本文化的匯聚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佐垣慶多的作品可說是更新了這個議題。而浮世繪版畫以常民文化之姿進入美術的殿堂，正如佐垣慶多將漫畫腳色串聯成古典名作一般，模糊了高藝術與低藝術的界線。二者之間的區別，尚需遠看或近看的視角，方能清楚的分辨而出。

女力之泉 The Power Source, 163 x 80, Pen on Classico Fabriano paper mounted on board 硬筆, Classico Fabriano紙, 木板 cm, 2018。圖/多納藝術提供

不過，佐垣慶多的作品並不僅只如此而已，他也深受波希(Hieronymus Bosch)的影響；此外他的畫作令人立即聯想到朱塞佩·阿爾欽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那些以花卉、蔬果、海鮮、書籍堆成的肖像畫。這兩位超現實主義的先驅，作品中無不充滿了怪誕與奇趣，激發了想像力，召喚了潛意識。如此的比較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佐垣慶多不只一次表示他的創作方式受到曼陀羅(Mandalas)的啟發，不僅因為這種宗教繪畫是由無數的細節構成，更重要的是其創作的目的是為了再現「無意識的自我」(unconscious self)。佐垣慶多選定要模仿的名畫之後，即以不繪製草圖、無預先構想的類「自動性技法」(automatisme)創作，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填滿整個畫面。在名畫的典雅輪廓與細膩調子之理性框架下，任憑想像力奔騰與流瀉，從中竄出許多可愛、詼諧、奇趣的角色，但也有令人不安的異形與怪物，甚至包括裸女、陽具等大膽的原欲暗示，再次突顯其作品矛盾的特質，以及深沉與複雜的一面。

曲折與吶喊Twist and Shout , 68.5 x 118 cm, Pen on Classico Fabriano paper mounted on board 硬筆, Classico Fabriano紙, 木板, 2018。圖/多納藝術提供

佐垣慶多這次為多納藝術繪製了一批新作，命名為《我的女孩》(My Girls)，題材的刻意選擇使如此的命題與西方藝術史中的女性形象難脫關係：從安格爾(Ingres)的〈大宮女〉(La Grande Odalisque)與〈泉〉中的理想女體，到林布蘭特(Rembrandt)作為男性覬覦對象的聖經人物拔示巴(Bathsheba)，浴女一直是滿足男性凝視的絕佳題材。而維梅爾(Vermeer)的作品則展現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勞動、彈奏樂器或讀信。柯洛(Corot)筆下的神祕女子肖像再度召喚了〈喬孔達〉，馬奈筆下的女畫家莫利索(Morisot)則充滿了知性之美。但也不乏令人感到威脅的女性形象：例如魯本斯(Rubens)筆下的蛇髮女妖梅杜莎(Medusa)猙獰而可怕的頭顱，孟克(Munch)充滿情慾的扭動女體，或是米萊(Millais)畫中神經質的伴娘，畢卡索筆下痛哭的女人。最有趣的當屬李欽登斯坦的《旋律讓我夢寐以求》(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這是佐垣慶多極少數的彩色作品，他留下了人物身體上的網點，與其餘部分的漫畫圖像搭配的天衣無縫，證明了他與普普藝術的關聯。

白日幻想曲MMNT-MR -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 70.2 x 59.2 cm, Neo Silkscreen 絹印版畫 (30ed, 台灣獨家限量10版)。圖/多納藝術提供

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一貫方式創作的獨立作品，但又同時串連成《我的女孩》系列，傳達著多元複式的訊息。這說明了佐垣慶多創作的無窮豐富可能性，以及他面對藝術史的態度，正如畢卡索在生涯晚期不斷重畫藝術史經典名作時所言：「這不是『重返當時』(temps retrouvé)，而是『重新發現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