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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1|撰文者:陳貺怡(巴黎第十大學藝術史博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所專任教授)

任誰見到日本藝術家佐垣慶多(Sagaki Keita)的作品都會感到訝異: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維納斯的誕生〉、達文西的〈喬孔達〉(La Joconde)與〈最後晚餐〉,或是葛飾北齋的〈神奈川衝浪裡〉,乍看是以鉛筆與墨水在紙上對經典名作進行維妙維肖的臨摹,但細看卻驚奇的發現這些「素描」的灰階、調子、立體感與空間感均是由數以千計疏密不均、大小不一的漫畫角色與圖像拼集組構而成。從形式來看,這種由無數密密麻麻的細節或是元素構成整體的方法,繼承自秀拉(Seurat) 的點描、塞尚(Cézanne)的建構、米羅(Miro)與波洛克(Pollock)的滿佈式構圖、李欽登斯坦(Lichtenstein)的網點,或是克羅斯那些遠看與近看差距甚大的巨大人像,基本上都顛覆了圖與地的關係、造成錯視,或顛覆了觀眾觀看的方法。



「My Girl:佐垣慶多來台首展」主視覺。圖/多納藝術提供



從主題來看,佐垣慶多則是個不折不扣的挪用主義者(appropriationniste),雖然1984年出生的他與活躍於1990年代的前驅如斯圖爾特文(Elaine Sturtevant)或Sherrie Levine等非屬同一世代,但對於藝術史圖像的挪用卻是一樣熱衷。當年在杜象(Duchamp)或蒙德里安(Mondrian)的名作下簽名的Sherrie Levine即曾宣稱:「世界已滿到令人窒息的地步(…)畫家的後繼者是剽竊者(…)有的只是可以在其中盡情擷取的龐大百科全書。」作為「龐大的百科全書」,藝術史提供了當代藝術家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庫。圖像的挪用早已其來有自,也曾經挪用過〈喬孔達〉的杜象可能是始作俑者,甚至我們可以追溯到馬奈(Manet),並且他們挪用的對象往往並非原作,而是複製的複製、在現的再現,用以點明布希亞(Baudrillard)的擬仿(Simulacre)的概念。但是相較於1990年代的挪用主義者,佐垣慶多卻不是單純的剽竊者,他在這些大師的圖像中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只能說他「重製」(remake)了這些畫作。



心之所嚮 From me to you, 83 x 64.5 x 4.7 cm, Pen on Classico Fabriano paper mounted on board 硬筆, Classico Fabriano紙, 木板_2017。圖/多納藝術提供



然而,佐垣慶多的偶像並不是他所臨摹的這些古典大師,在漫畫文化高度發展並具有獨特影響力的國度裡成長,使他從小渴望成為漫畫家,手塚治蟲(Osamu Tezuka)、藤子不二雄(Fujiko Fujio)以及吉卜力工作室(Studio Ghibli)才是他崇拜的對象,搖滾樂和塗鴉則是他的喜好。但是當他最終成為一位藝術家,他思考的是如何在創作中同時展現漫畫家與藝術家這兩種身分,並且巧妙的揉合一些隨之而來的對立:例如高與低、東與西、近與遠。從他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知道西方古典大師與日本漫畫的遇合,源自於他對東、西繪畫根本差異的思考:「西方繪畫與日本藝術包含著許多衝突的概念。西方繪畫提供了深度,而我的漫畫角色卻是平的。即便在許多日本古典繪畫中,透視也不常被使用。」然而正是如此殊異的空間處理方式,讓西方藝術家對日本藝術驚艷不已,蔚為日本主義(Japonisme)。西方藝術與日本文化的匯聚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佐垣慶多的作品可說是更新了這個議題。而浮世繪版畫以常民文化之姿進入美術的殿堂,正如佐垣慶多將漫畫腳色串聯成古典名作一般,模糊了高藝術與低藝術的界線。二者之間的區別,尚需遠看或近看的視角,方能清楚的分辨而出。



女力之泉 The Power Source, 163 x 80, Pen on Classico Fabriano paper mounted on board 硬筆, Classico Fabriano紙, 木板 cm, 2018。圖/多納藝術提供



不過,佐垣慶多的作品並不僅只如此而已,他也深受波希(Hieronymus Bosch)的影響;此外他的畫作令人立即聯想到朱塞佩·阿爾欽博托(Giuseppe Arcimboldo)那些以花卉、蔬果、海鮮、書籍堆成的肖像畫。這兩位超現實主義的先驅,作品中無不充滿了怪誕與奇趣,激發了想像力,召喚了潛意識。如此的比較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佐垣慶多不只一次表示他的創作方式受到曼陀羅(Mandalas)的啟發,不僅因為這種宗教繪畫是由無數的細節構成,更重要的是其創作的目的是為了再現「無意識的自我」(unconscious self)。佐垣慶多選定要模仿的名畫之後,即以不繪製草圖、無預先構想的類「自動性技法」(automatisme)創作,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填滿整個畫面。在名畫的典雅輪廓與細膩調子之理性框架下,任憑想像力奔騰與流瀉,從中竄出許多可愛、詼諧、奇趣的角色,但也有令人不安的異形與怪物,甚至包括裸女、陽具等大膽的原欲暗示,再次突顯其作品矛盾的特質,以及深沉與複雜的一面。



曲折與吶喊Twist and Shout , 68.5 x 118 cm, Pen on Classico Fabriano paper mounted on board 硬筆, Classico Fabriano紙, 木板, 2018。圖/多納藝術提供



佐垣慶多這次為多納藝術繪製了一批新作,命名為《我的女孩》(My Girls),題材的刻意選擇使如此的命題與西方藝術史中的女性形象難脫關係:從安格爾(Ingres)的〈大宮女〉(La Grande Odalisque)與〈泉〉中的理想女體,到林布蘭特(Rembrandt)作為男性覬覦對象的聖經人物拔示巴(Bathsheba),浴女一直是滿足男性凝視的絕佳題材。而維梅爾(Vermeer)的作品則展現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勞動、彈奏樂器或讀信。柯洛(Corot)筆下的神祕女子肖像再度召喚了〈喬孔達〉,馬奈筆下的女畫家莫利索(Morisot)則充滿了知性之美。但也不乏令人感到威脅的女性形象:例如魯本斯(Rubens)筆下的蛇髮女妖梅杜莎(Medusa)猙獰而可怕的頭顱,孟克(Munch)充滿情慾的扭動女體,或是米萊(Millais)畫中神經質的伴娘,畢卡索筆下痛哭的女人。最有趣的當屬李欽登斯坦的《旋律讓我夢寐以求》(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這是佐垣慶多極少數的彩色作品,他留下了人物身體上的網點,與其餘部分的漫畫圖像搭配的天衣無縫,證明了他與普普藝術的關聯。



白日幻想曲MMNT-MR -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 70.2 x 59.2 cm, Neo Silkscreen 絹印版畫 (30ed, 台灣獨家限量10版)。圖/多納藝術提供



所有的作品都是以一貫方式創作的獨立作品,但又同時串連成《我的女孩》系列,傳達著多元複式的訊息。這說明了佐垣慶多創作的無窮豐富可能性,以及他面對藝術史的態度,正如畢卡索在生涯晚期不斷重畫藝術史經典名作時所言:「這不是『重返當時』(temps retrouvé),而是『重新發現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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