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池中藝術網

2020-04-26|撰文者:採訪及文字整理/吳家瑀

#MeToo運動興起,帶動全球反思性侵或性騷擾議題。當這場社會運動進入台灣當代藝文圈,觸及創作倫理和產業結構的再省時,又會挑動怎樣的敏感神經?而當這些事件新聞如海潮流過媒體,我們被允許觀看他人私密痛苦,單純的注視是否真就事不關己?
導演/音樂設計 黃思農 | 攝影 呂國瑋 (片子國際有限公司)

#MeToo與當代藝術的體制論述 

2018年,模特兒KaoRi響應#MeToo運動,發表一篇長文,控訴日本攝影師荒木經惟以藝術之名對她長期剝削、合作關係權力失衡。「我們的圈子不習慣講,也不習慣討論這類事情,即使你知道。」再拒劇團導演黃思農說,「過去台灣有林奕含和輔大心理系事件。近年表演藝術圈裡發生的就是韓國木花劇團事件。然後,當臺南藝術節策展人問我想要作的主題時,那時候發生的是華山草原分屍案。」回應廣泛的#MeToo事件,黃思農對於體制自覺的種種焦慮,促使他採取「以表演藝術自身檢視當代藝術的生產過程」開展此次《感傷之旅》。
對映著現實中以「私寫真」聞名的荒木,正是循前衛藝術修辭「反抗」西方古典裸女傳統,遂行其踰越自由,演繹創傷倖存者經驗的《感傷之旅》,也虛構了一名攝影師,在劇裡電視上侃侃而談如何以創作抵拒體制、反對他律束縛。黃思農藉此發出提問:「當一個藝術創作者聚焦於對人的肉身或意志的超越,又或者是對社會的抵拒,那他是不是使用了一些當代藝術修辭,去將他人受苦的經驗作品化?」這樣的提問,也是對再拒劇團創作脈絡的一種自我省思。

反動從自己開始:對應的權力關係

《感傷之旅》劇作排練過程中,「攝影師vs.模特兒」與「創作者vs.演員」的結構對應,讓黃思農更加警戒箇中權力關係:「我們永遠都在檢視,怎樣的創作過程比較不法西斯。」身為導演與劇組唯一男性,黃思農格外斟酌分際:「具體例子是,劇中有段是演員要賞自己巴掌,我不斷說可以更動表演文本,不用真的做,但是演員們蠻堅持的。」黃思農說,「他們覺得作品應該要往哪裡去,會建議怎麼做才比較有力量。」
作品概念共同發想者何采柔認為,這樣的過程,正是一種關係平衡的展現:「演員知道導演很小心在處理。演員們都很有經驗,所以知道在感覺舒適的狀況下,力道還可以再強一些」。另一方面,劇本的共同創作方式,也使得劇作發展過程中的權力流轉得以呈現:「文本中很多台詞是演員自己發展,比如羞辱人的字句那些……在發展文本時,演員也是創作者;去演繹這些文字時,她變成演員。某種程度上這呼應到創作者和演員的權力關係,過程中啟發她意識到這個問題。」

「注視」及其所意味 

《感傷之旅》演示和反思的權力結構,不僅止於文本內容或團隊關係。「劇場它在希臘的字源裡面,其實就是『注視』的意思、觀看的地方。於我而言,劇場從一個儀式出發到現在的歷史,在不被觀看或者不被聆聽的狀況下,本身是不完整的,也無法成立。所以『注視』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我們不斷在這個敘事裡面想要建立的。」黃思農說。藉由每次演出僅放行一位觀眾,將觀眾拉進劇場空間,放大視覺感官經驗,突顯注視行為的意義:「演員怎麼做,會影響觀眾感知,讓他不斷調整自己與表演者距離,意識『我到底是參與了?還是我沒有參與?』」
觀眾對與自身與演員距離遠近、關係親疏的思辨,「某種程度上,使作品呼應到#MeToo事件」。黃思農說:「這個事件是很個人的創傷經驗。它跟一般社會運動不一樣,不是一群人上街呼喊口號,而是『我也是』的這個『我』在社群媒體響應。所以,到底這個個人經驗跟它的公共性之間有甚麼關聯?」
《感傷之旅》希冀觀眾體驗後,從而思辨觀看#MeToo事件中的距離,意識自己在權力關係裡的位置與責任。我們很多時候以為自己只是觀眾,沒有理由超越旁觀者立場,卻忽略所有的在場都有份量,所有的注視都加總於此刻成其結果。《感傷之旅》再現暴力的記憶殘骸,提出了「藝術」自身脆弱與體制結構的可能問題,不為反動而反動,只為重拾瓦解的彼此信任。

第18屆台新藝術獎再拒劇團感傷之旅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台新藝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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