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迎接「波依斯年」：為紀念約瑟夫·波依斯百年誕辰德國各地整年舉辦超過20檔大型展演

2021-01-06｜撰文者：陳晞

我們的思想、情感、慾望與雕塑有什麼關係？藝術是唯一的革命力量嗎？未來是一門藝術嗎？甚至，這些是我們該問的問題嗎？在約瑟夫·波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生於德國的百年後，德國各地整年來自12個城市的約20個機構，將策畫超過20檔大型展覽、表演、戲劇、音樂會、講座、研討會甚至手作書發表與podcast節目，一同探索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在藝術實踐中表達的思想，也將探討波依斯對國際藝術界和整個社會的意義。
作為2021年波依斯百年誕辰紀念的一部分，德國藝術機構們再次討論著那些存在在波依斯的藝術實踐和思想中、至關重要的問題，同時回看當今的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本篇文章將帶你初探波依斯傳奇的藝術人生，並為您統整2021年德國整年度紀念波依斯的大型展演活動。
波依斯在1972年被杜塞道夫學院解雇之後，隔年象徵性地重返學院©ROLAND SCHEIDEMANN/ PICTURE-ALLIANCE/ DPA/AP IMAGES
2021波依斯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總網站。圖/截自 beuys2021

為什麼波依斯這麼重要？

在波依斯的作品中，鋼琴為什麼包裹在毛氈裡？帶有手電筒的雪橇是什麼？為什麼要在銅片上堆放大量毛氈呢？為什麼要用蜂蠟做成蠟？誰在乎燈泡插入檸檬中要幹嘛？對於那些了解波依斯生平的觀眾來說，這些他偏愛的材料（包括脂肪，氈，蜂蠟）的超現實組合，帶有個人神話般的含義。
波依斯的身份非常多元，他既是一位社會雕塑家、表演藝術家，教育者，神秘主義者，更曾是一位支持納粹的無線電操作員。波依斯拒絕將他的生活和藝術納入一個明確定義的類別。在他的藝術生涯中，有時被歸類於1960年代的激浪(Fluxus)運動，半個世紀過去了，他的作品仍然吸引公眾的想像。
儘管波依斯創作了許多僅以文獻形式存在的作品，但波依斯的雕塑仍然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但這些雕塑經常會引起質疑，然後在觀眾的腦海中浮現。對於藝術家而言，思考這樣的疑問可能會引發新的意識。他在1969年著名的Artforum採訪中說：「雕塑必須始終頑固地質疑主流文化的基本前提。」「這是所有藝術的功能，社會一直在試圖抑制它。但是它是無法被抑制的。」
波依斯作品《capri-batterie》, 1985。攝影: reni hansen, kunstmuseum bonn / © vg bild-kunst, bonn 2020
波依斯的作品《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1983.© FRANK MÓCHLER/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如果沒有韃靼人，今天我不會活下來。」

波依斯無疑是在藝術史上有著最不尋常的的生命經驗的藝術家之一。生於1921年，在德國小鎮克列夫（Kleve）成長，兒時的他鮮少接觸藝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自願為納粹空軍的德國空軍（Luftwaffe）志願服務，最初是一名無線電操作員，並於1942年駐紮在克里米亞。兩年後，他乘坐的飛機墜毀，曾受傷降落在蘇聯領土被當地韃靼人所救。韃靼人找到波依斯並照顧他，把他放在雪橇上，然後用毛氈和脂肪包裹他的身體來溫暖他，波依斯在1979年與古根海姆博物館策展人的訪談時就說：「如果沒有韃靼人，今天我不會活下來。」
克里米亞的飛機失事成為波依斯作為藝術家的事件起源，但這有可能是他偽造的。知名的藝術史學家本傑明·布赫洛（Benjamin H. D. Buchloh）便質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他指出，波依斯的飛機從天上掉下來後就擺了張照片，這對受重傷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的。「飛機失事後受重傷的人是誰，或者可以擺姿勢照相？」布赫洛在1980年Artforum論文中提出疑問。「誰來照相？韃靼人帶著肥膩的相機( fat-and-felt camera)嗎？」（編註：除了抨擊波依斯的自我神話化傾向外，布赫洛更指出，藝術家的作品中蘊藏著類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波依斯此後遭到其他批評的一個作品特性。）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波依斯因此從原本的人生規劃中逃逸了。在英國的拘留營中待了一段時間之後，波依斯最終放棄了他生物學的志向，回到了家鄉克列夫與家人同住，並去了杜塞道夫學習藝術。戰後他與其他嶄露頭角的德國藝術家建立了聯繫，到60年代中期擔任教授時，波依斯已經有相當的名氣，然而在他接受的每一次採訪中，都依然重述著克里米亞的遭遇。
波依斯作品《The Pack》,1969.©VOLKER HARTMANN/DAPD/AP

顛覆藝術教育

在整個藝術史上，許多藝術家通過教育激發下一代創作者，但很少有人像波依斯在杜塞道夫藝術學院任教時那樣熱衷於此。Beuys甚至認為他的教學實踐是自己「最偉大的藝術作品」，甚至比他的實體創作更重要。對於Beuys而言，教育與政治密切相關，他的學生經常就當代的問題進行對話，並提供有關藝術創作的課程。波依斯和他的學生們甚至組建了自己的政治團體「德國學生黨」，如同後來的德國電影《惡魔教室》。對於一個實踐「社會雕塑」概念（即生活是每個人都永久雕塑的偉大藝術品）的藝術家來說，只有政治才是藝術，反之亦然。
當倫敦雜誌Studio International問波依斯為什麼在1972年時優先考慮藝術教育時，這位藝術家說：「我對以不受主流學科概念約束的方式談論人的圖像感興趣。為此，人需要美學教育。無論是我們的母語，地理，數學還是體育，都必須摒棄孤立的藝術教育概念，並將藝術元素體現在每個學科中。」
在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同時，波依斯培養了新一代的德國藝術家。洛薩．鮑姆加登（Lothar Baumgarten），安森·基弗（Anselm Kiefer），約爾格·伊門道夫（JörgImmendorff）和布林奇·巴勒莫（Blinky Palermo）等重要藝術家都是他的學生。他在藝術學院任教直到1972年，因學校招生政策而與學校領導人對峙後遭到解僱。
波依斯被解雇時被拍攝下來的影像。©BERND MÜLLER/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大藝術家、大政治家、偶像？關於波依斯的表演與自我神話的儀式

如今，波依斯的行動(active)更廣為人知，例如7000棵橡樹（1982）是以種植成千上萬棵橡樹的同時，每棵樹木旁邊都裝有玄武岩，圍繞德國卡塞爾（Kassel）進行綁紮，並與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7)一起展出。（此後由迪亞藝術基金會(Dia Art Foundation)擴展到紐約。）然而，在波依斯的創作生涯當中，他以自我表演聞名，其中許多創作現在則僅以文件形式存在。
波依斯最著名的表演以及作品之一是《我喜歡美國，美國也喜歡我》（1974），與藝術家許多作品一樣，它奠基於某種儀式性。在這個創作中，波依斯從機場被帶到紐約的RenéBlock畫廊，他與一隻土狼關在一起長達一周的時間。在大部分時間裡，波依斯都用毛氈遮蓋住自己，讓彎曲的棍棒伸向動物。最初，土狼對波依斯持充滿敵意，但最終兩者發展出一種微妙的關係。一周結束後，波依斯被一輛救護車送回機場。
烏特·克羅普豪斯(Ute Klophaus)為波依斯的創作《如何向死去的野兔解釋圖片》拍攝的攝影© Joseph Beuys/VG Bild-Kunst. Licensed by Copyright Agency © Estate of Ute Klophaus
這種表演與波依斯的其他作品（如1965年的開創性作品《如何向死去的野兔解釋圖片》）一起傳達了原始的命題-自然與人類共存的狀態，以及人類與獸性之間的聯繫。波依斯並不是第一次嘗試做這樣的事情。在1969年Artforum的一次採訪中，波依斯說他建立了「動物政黨」，並封自己為黨主席。
「你瘋了，」曾經採訪他的威洛比·夏普（Willoughby Sharp）笑著對波依斯說。波依斯則回答：「因此我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人。比尼克森(前美國總統)更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