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命的「生之慾」】

「生之慾」的主人翁梵谷，他身上的冒險性，是一連串事先無法預估的激烈反應，也可以說是一團在心靈中燃燒的烈火，梵谷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他那特異的性格與獨特的個性，也就是他那熾熱燃燒的創作原動力，這也正是他吸引觀者的地方。許多藝術家都想要登上梵谷船，但是卻很少有人願意去經歷一下梵谷在世時被人忽略的經歷。

大多數的藝術悲劇是被人們所容忍的，此種悲劇情感必然是相當複雜的，它包含了一種能壓倒痛苦的愉快因素，在我們的愉快中間一定有一種顯然的委屈與悲哀，這種令人感到內心恐懼或悲哀的魔力，會賦予這些複雜感受以深度的辛辣味。凡所描述的經驗愈恐佈，那用來轉化它的藝術，也就愈有力量，忍著滿懷的委屈、辛酸、痛苦，仍然肩負著重擔默默往前走，掙扎著繼續前進，不停的往上爬，這是一顆高貴的心靈、高貴的悲哀，它贏得了我們的同情心，可以說是悲劇的主要魅力所在，那也正是梵谷的作品具有致命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在台灣前輩藝術家中，最富傳奇性又富悲劇性的畫家非張義雄莫屬。他一生浪跡天涯，赴法國前的作品反映著他的生命傳記，像一隻卑微、受創的野獸隱隱發出低聲的怒吼。那個卑微、受創的生命，我們何妨從他的「黑線條時期」作品看起。1914年生於嘉義的張義雄，是第一個在作品裡忠實反映自我的前輩畫家。他的每一幅畫作，不論對象是女人、小丑、流浪漢或景色，都幾乎是他個人的寫照，他透過畫表現一個卑微生命的主題，畫面裡充滿故事性。他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每一幅畫都在訴說他的悲慘人生。

【藝術家的晚期風格特色】

張義雄今年九六高齡，猶浸淫彩繪世界，未曾輟筆。張義雄年輕時期即具有一種狂狷性格，極似梵谷的桀熬不馴；張義雄又有玩世不恭的態度，留學曰本的時候，曾與畫家廖德政賃屋同宿舍不同房，廖德政看他搬來的家當並非大量畫材，反而是一大堆鳥籠和寵物。為籌措生活費以及川端的學費，他充當過送報生、送牛奶員，或到壽司店當小弟、當車伕、或在街頭為人畫像。張義雄有如一朵壓不扁的玫瑰，生命力格外強韌，再怎麼樣的困境都打敗不了他，所以儘管這一生流浪多過安定，他照樣我行我素，畫他憧憬的世界。

張義雄小時候因看陳澄波寫生而得到啟發，立志要做畫家。他為了學藝術，14歲就去了日本，二次大戰期間，一度避難到北京，1946年回台灣。1962年他在台灣舉行第一次個展，那時他的一系列粗黑線條勾勒外形的作品，是今天很多人對他最深刻而難忘的印象。1964年，張義雄又赴日本，1981年轉赴巴黎，此後一待20年，並多次在沙龍畫展展出，在歐洲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直到前幾年妻子過世，才再返日本。

人不免要老、要離世，既使懷抱深刻的偉大藝術家亦不免此一命運。然而，面對此一無法違抗的命運，人生漸次接近終點，藝術家的作品風格將產生什麼樣的轉向？薩依德(Said)在《論晚期風格》中，大致區分藝術家兩種晚期特質。其中之一如下：在一些最後的作品裡，我們遇到固有的年紀與智慧觀念，這些作品反映一種特殊的成熟、一種新的和解與靜穆精神，其表現方式每每使凡常的現實出現某種奇蹟似的變容（transfiguration）。例子包括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及希臘悲劇大師索福克里斯的《伊底帕斯在科勒諾斯》，一切獲得和諧與解決，泱泱有容，達觀天人，會通福禍，勘破夷險，縱浪大化，篇終混茫，圓融收場。

薩依德分析第二種晚期風格，「冥頑不化、難解、還有未解決的矛盾」，作品充滿不和諧的、非靜穆的緊張，產生一種刻意不具建設性的、逆行的特質，例如易卜生晚年「憤怒、煩憂」，留下一群更困惑和不安的觀眾。如同易卜生，晚期的貝多芬「老」無適俗韻，對所用媒介掌握爐火純青，卻「放棄與他所屬的社會秩序溝通，而與那套秩序形成矛盾、疏離的關係」。違時絕俗的結果，他的晚期作品構成一種放逐，即「一種放逐的形式」。

1、台灣最早的街頭畫家

台灣最早的街頭藝人是誰？實際上是不可考！若要考究應該要追溯到早期的走唱賣藝，藉由街頭獻藝吸引民眾圍觀，順便推銷商品或是要賞金做走唱旅費的街頭賣藝人士。或是一人、或是一家族，靠著紮實的歌舞雜技，贏得觀賞民眾的賞金。後來，有一批街頭畫家，學習國外的人像素描方式，在台北新公園、西門町等地，做起街頭畫像的謀生方式，將自己的各種畫作兼著推銷出去。有不少當今國內知名的畫家，就是在那個時期崛起的，例如：張義雄、陳景容、席德進......等人。

張義雄從小不愛讀書，喜歡在荒野上與動物為伍，獨享漂泊的浪漫與苦澀；他疼惜小動物的心情格外溫柔。跟早期許多靠家庭經濟為後盾、得以赴日留學的畫家不同的是，張義雄旅日學畫的歷程相當辛苦，矢志成為畫家，輾轉日本與台灣兩地，在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張義雄都是靠著在公園為人繪製剪影維生。張義雄為人木訥，但他很會變魔術，過去在巴黎時，曾在街頭賣藝，因此小丑也有點借人喻己的意義。張義雄晚年到巴黎後的畫作，因赴歐後心情較開朗，作品顏色較亮麗，這與之前的畫風不同。由於他曾喜歡扮小丑，街頭表演，此次展出的作品有多幅是畫小丑。

2、沒有笑容的小丑

小丑可以稱為一項綜合藝術，涵蓋範圍包括化妝、身體語言、器械、舞台表演、馬戲、趣劇、雜耍、魔術、默劇等等，小丑的種類大致可分為三種：白臉小丑、動作小丑、角色小丑。查利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無論在觀眾心中或在小丑這個行業裡，都是「小丑之王」。嚴格來說他是一個Character，他的角色永遠是在社會裡掙扎求存的小人物，活在流浪、逃亡、打拚、被欺負的日子中，有點呆頭呆腦，有時又很機靈，充滿同情心，天真中帶點自戀，容易陷於意亂情迷卻又膽怯。笑中有淚的小丑之王卓別林最經典的一句話即是:「要記得笑！」

沒有笑容的張義雄畫過多幅的小丑題材，很容易令人想起那就是他自己，似乎有一份逗人的、玩世不恭的、毫不在乎別人的自我陶侃。張義雄的繪畫，受到後期印象派的影響很深，尤其是塞尚，在顏色上，也有馬蒂斯的風格，他還曾稍微嘗試畢卡索的立體派。他用色相當濃重，此次展覽的一系列小丑作品，構圖簡單，色彩對比強烈，相當搶眼。

張義雄十歲時在嘉義市中央噴水池邊遇見陳澄波寫生，受其啟蒙，立志成為畫家。個性桀驁的張義雄，從小喜歡與毒蛇、蜈蚣、鬥雞等寵物為伍，被美術學校拒於門外的他，帶著吉他、魔術道具與心愛的小動物行走江湖，而為了實現畫家夢，有半世紀都在與貧窮作戰。

3、摩登時代的摩登原始人

張義雄以自己的筆調，藉由創作表達人生觀，一是樂觀愛物的「摩登原始人」，一是悲愴深刻的藝術行者。張義雄年輕時旅居法國，艱苦的環境中堅持創作，獨特強烈的線性風格，表達出畫家一種與命運搏鬥的生存熱度，他筆下的花景雖非主角，但卻提點出當下時空中，花都巴黎的浪漫風貌。

張義雄的奮鬥精神，自然令人想到卓別林的經典代表作<摩登時代> (Modern Times)，該片描述1929年後的美國大蕭條的點滴故事。該片上映於1936年，卓別林在片中扮演工廠工人，在工業化生產線上不斷被壓榨，最後被送進瘋人院，出院時又遇到失業潮，無端被抓去坐牢，出來時邂逅一孤女，二人在社會上掙扎求存，最後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發揮才華的工作舞台，卻因前科被警察追捕而再陷於逃亡。他們逃到無人的大馬路旁，孤女感到萬念俱灰，而卓別林卻是積極地稱：「挺起來，永不言敗，我們終能渡過的！」

4、藝術就像流浪者之歌

能震動人心最深的藝術，總讓人隱然窺見一種胸中有誓深如海的悲願與虔敬。大江在《作家自語》裡則說：人到晚年之後，無論悲傷也好，憤怒也好，對於人生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夠以猛烈的勢頭調整這一切、面對這一切，並推進自己工作的人，是藝術家。晚期工作不是遲暮哀感，不是滄桑興嘆。晚期風格，也不是什麼成熟、透徹、圓融之類。晚期風格是，不與時人彈同調。

一切深入生命深層而能出入自在者，都稟俱了一雙讓他得以活在世間，卻又不屬於它的邊緣的眼睛。正是依憑這邊緣的眼睛，讓人得以凌越深植意識的一切習見遮蔽，而直接貼近那莫可名狀之存在所給予之陌生情境。陌生，決定了嶄新的視域。橫亙眼前的,只是一條不見盡頭,也不見指標的道路。俯仰空闊,莽莽蒼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人如至此,終於抵達了一種深邃的孤獨與自由。

張義雄從台灣到日本，六十七歲如願到巴黎，沈鬱的黑色線條化為明朗的白色塊，有個性的靜物、風景、小人物，是張義雄笑淚人生的真情世界裡，真實活過的浪跡。誠如李欽賢所稱，張義雄的生涯宛如一隻漂鳥；張義雄的藝術好像流浪者之歌，在生活上他有抗拒命運的性格；藝術創作方面也無師承的碼頭可以靠岸。總之，張義雄的一生如漂鳥，藝術生涯像浪子列車，將近一世紀流轉，越過荊棘、歷盡波折，至今最難能可貴的猶是他仍保有赤子之心。現在，浪子列車終於靠站，他也終於航停過畢生最嚮往的藝術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