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然後消融

一般而言，藝術家不會把自己的心結直接和托盤出表現在創作裡，可是我是把自己的心結和恐懼直接轉化成為表現的對象。
我光是想到要把那些又長又醜的男性生殖器插到身體裡，就覺得很害怕，所以做了一堆陰莖；想到今後要永無止盡繼續吃那種用機械生產製造的通心粉，就感覺頭皮發麻，所以刻了一堆通心粉。
一直做，一直做，連綿不絕地做，把自己融進那些表現物裡面，這就是我所謂的「消融」，意思是「讓自己的形體消融」。
1963年，草間彌生於裝置作品《一千艘船》。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譬如說我在自己全身畫滿圓點，然後把背景也都填上一樣的圖案，這就是一種「自我消融」。或者是把一匹馬和的背景全部都畫上圓點，這樣馬的形狀就好像消失，和圓點同化，而馬這個塊體則和永恆合而為一。我也是一樣，只要這樣做，我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存在。
這時候，物件上斑點是「陽」，背景網點是「陰」，兩者會出現這樣的關係。創作陽具軟雕塑的時候，突出部分是陽，陽具與陽具之間的空隙是陰。把這些陰陽的特質結合起來就是我的表現方式。當陰陽融合的時候，我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存在。
我就這樣接二連三把執念藝術的構想具體化。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在紐約的卡斯帖蘭尼畫廊舉個展「壓迫意象」(Driving Image Show)，提倡「心因藝術」，並展出相關「性・食物・與執念」(Sex・Food・Obsession）系列作品。
我用通心粉這種機械生產的食物蓋滿內褲、襯衫、外套、鞋子、還有性徵等等各式各樣的事物，這正是「食物與性徵強迫症」。
此外我還把瓶子、桌子、廚房用品、鞋子全都覆上一層無盡之網，把「忍耐的造型」、「制約家具」、「蠻橫斗室」、「增殖視覺」、「空氣強迫」、「食物之毯」這些概念全都具象化。當時我用一個意象來傳達這些概念，就像是襯底的桌巾逆勢翻轉過來攻擊電話。
桌巾的花紋從電話表面蔓延開來，慢慢爬上房裡的門，沾滿整面牆壁和天花板，不斷向外擴散。地板上則鋪滿一層通心粉。我把一隻身上綴滿通心粉的狗放到展場裡面，女性觀眾一邊用高跟鞋踐踏那些通心粉一邊尖叫，那隻狗就在大家的腳步之間穿梭，不停瘋狂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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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草間彌生個展「壓迫意象」於Galerie M. E. Thelen。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紐約時報》報導這項個展說：「草間又開創了嶄新的藝術領域，大家絕對不能錯過。」這個展覽除了在美國各地巡迴之外，還到歐洲各地巡展，這使我在歐洲增加了許多未曾謀面的支持者。因此，我開始密集往返於美國與歐洲之間。
我最難忘的是赫伯特・里德爵士前來造訪我的紐約個展。當時里德從英國到麻薩諸塞州的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演講時，特地從那裡前來參觀我的作品，帶給我很大的鼓勵。
一九六〇年我在華盛頓DC舉辦「無限的網」個展時，赫伯特・里德就曾經經由碧崔斯・培里夫人的介紹前來參觀，我們很早就見過面。這位出生於英國約克夏的詩人、文藝評論家，不僅把我選入「美國現代新人展」，還經常給予我許多幫助、支持與鼓勵。
當時里德針對「壓迫意象」寫了一段話：

「幾年前我在華盛頓發現了草間彌生的作品，可是今天我真的是再度感受到眼前的這些作品多麼具有原創性。草間早期的作品讓人感覺無始無終、無形無界，彷彿想要強調空間的無窮。
她創造出一種形式，用首尾一致、仿若菌絲般不停增殖的白色掩蔽物，把意識封閉起來。那是一種自律的藝術，用毫不遮掩的方式呈現一種超越的真實。
那種奇妙又美麗的形象，以一種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鮮明地在我們的感官上留下烙印。」

1966年，草間彌生於個展「壓迫意象」展場。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我創造的食物和性徵意象，後來在一九六〇年代的紐約畫壇漸漸風行起來。此外，我的作品陸陸續續開始帶有立體或者是空間的特性，經歷這個過程之後，我開始用鏡子和塑膠來創作。成果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卡斯帖蘭尼畫廊展出的個展：「無限鏡屋―陽具原野」（Infinity Mirror Room-Phalli’s Field）。
我在房間四面裝設鏡子，讓綴滿紅斑的好幾千根白布陰莖生滿地面。這四面鏡子把中央的物件包圍起來，透過無限的反射，召喚出莊嚴又不可思議的「陽具原野」。
人們可以赤腳走在房間裡面，雕刻和觀眾合而為一，大家可以親身感受自己的姿態和動作成為雕刻作品的一部分。人們迷失在這無限延伸的神祕王國裡，站在斑點的原野上成為幻想的俘虜。他們會看見恢弘壯闊的人類性徵，轉變成一種幽默的圓點圖案，會看見人類對於性的恐懼在光天化日之下蒸發消失。
在鏡子系列作品之後，我開始進入電子雕塑的新階段。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在同一地點卡斯帖蘭尼畫廊舉辦個展：「草間彌生的窺探秀」（Kusama’s Peep Show），別名「永恆的愛」（Endless Love Show）。這次個展完全沒有展出繪畫作品或是立體雕塑，而是以一個多媒體裝置做為主角。
草間彌生於個展「草間彌生的窺探秀」。圖/PHAIDON
我安排了一間內側佈滿鏡子的六角型房間，然後把紅白藍綠黃的小燈泡嵌在裝設鏡子的天花板上，交相明滅連綿不絕。會場中播放音樂，然後我發給所有來參觀的人一個印有「Love Forever」（愛會長長久久）的徽章。
我在這次個展的宣傳手冊上寫道：
「一九六六年『永恆的愛』，在這次展覽當中，包含了機械化、反覆、強迫觀念、衝動、暈眩、無法實現的無限的愛等等觀念。我把這個裝置稱之為『窺探秀』。取這個名稱的用意，是因為觀眾雖然可以在這房間裡面觀看，可是卻觸碰不到任何事物。」
裝設在天花板上的照明設備高速明滅，每次閃爍都會出現不同的排列組合和色彩搭配。十七種不同的迷幻異象幻化成萬物起源的光，把那些走進電子雕塑屋的人們勾引到瘋狂的世界。以前我自己親身經歷過那種靈魂出竅、徘徊在生死之交的狀態，現在我終於用這個裝置把那種感覺重現出來。我把這個巨大的環境雕塑視為一座愛的禮堂，將它命名為「永恆的愛」，這個個展的風評馬上傳開。
這個展覽是我的宣言，要獻給我這一生的愛。鏡中幾千幾萬道光速明滅的色彩，正是我們凡塵俗世的縮影。或許某次絢爛消散之後的黑暗，會把我們的靈魂帶進陰鬱的死寂，在那瞬間的毫釐與倏忽中，我們會斬斷人生這不堪的大戲，對生命與享樂的萬花筒搖頭。那些迷幻的光，是夢，是泡影，是天堂。
草間彌生於她的裝置作品《無線波卡圓點房》，1967。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草間彌生於1966年第33屆威尼斯雙年展。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面對南瓜的日子

戰爭結束之後，一九四八年，十九歲的我進入了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後來改名為京都市立日吉吉丘高中）的四年最終課程。
我當時很想要離開父母和家裡的生活，為了找理由說服我媽，所以最後選擇京都。我媽也覺得讓我去學校唸書不錯，而且如果想要增進教養的話，去京都最好。因此，他們就把我托給一戶管教嚴格的人家照顧。
草間彌生第一次在日本的個展(1952)，在她後面的作品是〈Lingering Dream〉(1949)。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雖然我讀的算是日本畫科，可是我待得很不愉快，很難忍受那邊的環境。老師什麼也不教，就只是要我們拼命地把圖畫得很精細，我實在是受不了。後來，我幾乎完全不去學校，自己關在房間裡畫畫，結果校方打電話來說，如果再這樣繼續請假下去，就會被退學，叫我趕快去學校。
而且我也很討厭京都那種替畫家排名，或者是搞師徒關係之類的麻煩事。看到因循苟且的京都畫壇，我真的是覺得毛骨悚然。人際關係到處糾纏不清，連上學都擺脫不掉，真的是讓人覺得快要窒息。心裡常常念著，好想要去遼闊的美國。
長大以後，南瓜在我的作品裡變成一個重要的主題，可是其實這個時候我就已經拼命在畫南瓜了。我小學的時候跑去外公那片遼闊的採種場玩，才開始注意南瓜。在那些採種用的百日草、日日草、旱金蓮的小徑上，四處點綴著南瓜小小的果實和黃色的花。
鑽進更深的地方看，長大了、長大了，有和人頭一樣大的南瓜。我撥開一排一排的百日草把手伸進去摸，把南瓜從莖上拔下來。這時候，南瓜突然活過來開始跟我說話。剛摘下來的南瓜帶著露水，泛著濕潤的光，那種可愛的觸感，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草間彌生作品〈南瓜與蜥蜴的記憶〉，水彩與粉彩於紙本，39.8X54.6cm，1975。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我們會用「唐南瓜小子」這個詞來批評長得很醜的男人。或者用「南瓜長眼鼻」形容人又矮又胖。不管怎麼說，感覺南瓜的形象並不是太好。可是南瓜的外型實在是太可愛了，我完全無法抗拒。南瓜這形狀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脂粉未施的大肚子，還有它強大的精神安定感。
我十幾歲，大概十七、八歲的時候，地方上辦了一個縣展，當時我就是畫南瓜去投稿參加。我只是用日本畫的材料，畫大大小小幾個橫列的南瓜，結果獲得好評，得了一個獎。
我在京都待了兩年左右，一直住在山腰一間旅館的二樓。那間旅館是一對帶著兩個小孩的俳人夫妻開的。待在那邊的時候，我試著用最寫實的方法去畫南瓜。
我會在紅色的毛毯上，襯一張卵麻紙，把筆放在身邊，然後開始打坐冥想，直到朝霞籠罩京都東山。我和南瓜的精華對坐，忘記世間的一切，聚精會神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南瓜上。就像達摩面壁十年那樣，我花一整個月處理一個南瓜，甚而廢寢忘食。
我不顧時間早晚拼命畫，連覆在南瓜表皮上一點一點細細的顆粒都勾畫得一清二楚。旁邊還加上三顆青番茄和兩塊甘藷，番茄開始轉紅的色澤，以及甘藷上的斑點和細毛也都畫得纖毫畢露。我還畫過一顆洋蔥，它是全部蔬菜裡最顯眼的一顆。
現在，我手邊依舊保留著我所畫的洋蔥，那是我的畢業作品。我父親把那張洋蔥畫鄭重其事地掛在自己的房間，所以在我前往美國之後，這張畫也沒有弄丟。自從他過世以後，我就把這張畫帶進我的房間裡。
草間彌生畫的洋蔥(1948)。©草間彌生
一九五○年，我的大幅日本畫《貓》入選第一屆長野縣展。隔年一九五一年大幅日本畫《殘夢》入選第二屆創造美術展。緊接著，在一九五二年，我二十三歲的時候，終於召開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個展。為了這次的展覽，每天我都用水彩、膠彩、油彩等等努力創作。也畫了很多和網點無限延伸有關的作品。
三月時，我在松本市第一公民館展出《蛾之死》、《永地》、《植物的殘骸》、《樹精》等等將近兩百七十件作品。雖然這只是我漫長生涯的第一步，可是我確實感受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
《畫室》雜誌一九五三年一月號刊登了一篇名為〈日展、個展回顧〉的文章。在阿部展也、田中忠雄、德大寺公英三個人的對談中，阿部展也發言提到：

「此外，我在松本市看的展覽當中，有一個年輕女生草間彌生的個展，展出兩百多件作品。我覺得她非常有潛力。她的黑線很有速度感，內在的影像像河流般好像一股腦全部流出來，讓我感到小小的震撼。」

當年十月，我馬不停蹄又在同一個地點辦了第二次個展。展出《自畫像》、《離別》、《海底》等油彩和素描作品，總共大約有兩百八十件。這時，藝評家瀧口修造替我寫了一篇〈小談草間彌生個展〉的文章。
有件大事在我召開個展的時候發生了。信州大學醫學院精神科醫師西丸四方博士，在治療我的時候看了我的畫，說：「這傢伙是天才。」他在全日本精神神經學會發表我的作品，到社會上四處推廣。
這位西丸博士建議我，「待在家裡，妳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盡可能早一點離開妳的母親吧。」
這讓我更認真考慮出國這件事。只要留在日本，無論待在哪裡都會被她找到，更別說萬一被她送去精神障礙的特殊學校，那就完蛋了。而且最根本的問題是，就我的審美觀念而言，我和保守封閉的日本其實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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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間彌生的巨型南瓜裝置(1994)於瀨戶內海。圖/葛羅皮亞斯美術館

《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10週年紀念版）》本文摘自草間彌生所著的《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10週年紀念版）》，譯者為鄭衍偉，木馬文化出版。圖/木馬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