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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屆台新藝術獎 藝術家訪談篇 】《皇都電姬》2020夏至藝術節 | 汪兆謙

皇都電姬汪兆謙2020夏至藝術節台新藝術基金會台新獎

2021-05-08|撰文者:採訪及文字整理/林怡秀

製作人暨導演 汪兆謙 | 攝影 呂國瑋 ( 片子國際有限公司)

2016年,阮劇團開始與日本流山兒祥導演合作,2018年共創臺語劇場《嫁妝一牛車》,首度入圍臺新藝術獎,此合作除了深化演員肢體、歌唱與舞蹈的訓練,也進一步啟動劇團對於跨國創作及亞洲連線的想法。繼2017年的臺語歌舞劇《城市戀歌進行曲》後,2020年的《皇都電姬》與香港劇場空間合作挑戰音樂劇的共創演出,再次延續對音樂、舞蹈的嘗試。本劇以兩座象徵著過去臺、港在地民眾文化生活的重要記憶場景,而今卻面臨拆除命運的香港皇都戲院/臺灣臺南麻豆電姬館為背景,在不同語言與故事的組合裡,傳達兩座島嶼對於本土語言/文化興衰的議題思考。



所有的創作都是時代的投射



一直以來,阮劇場的創作主張就是推廣自己的母語,團長汪兆謙提到:「我們的策略就是『越在地越國際』,五年前我們開始和東京流山兒★事務所合作,第二個連結出去的城市就是香港的劇場空間。」《皇都電姬》的創作靈感,來自2018年汪兆謙與劇場空間余振球導演偶然聊到臺港兩地在歷史變遷中面臨的文化處境,「其實臺港很多事情都很有關聯,大家都對『母語』這件事很有感,臺語過去被對待的方式就是香港粵語的現在式,兩邊像是鏡子一樣互相對映。所以我們很快就有一個背景的聚焦點就是電影院,用電影院來談關於語言的故事是很適合的,臺港對彼此的電影也很熟悉,電姬館是麻豆很有名的老戲院,皇都對香港人來說也是很代表性的電影院,所以我們劇名也就這樣決定。」背景設定達到共識後,他們進一步設定臺灣導演搭配香港編劇與演員、香港導演與臺灣編劇及演員合作的音樂劇形式,以「語言的消失、文化的消失、身份的消失」為創作主軸。



這件在「雲嘉嘉營劇場連線」支持下的兩年期程委託製作,自2018年開始發想、2019年進入劇本編寫與讀劇階段,於2020年九月首演。但這兩年間,除了香港當地情勢的每日變化,2020年初全球又面臨新冠肺炎的襲擊。談起2018年開始的變動,汪兆謙表示:「2018年臺灣跟香港分別經歷太陽花、雨傘運動,但完全想不到有接下來的反送中,這些對創作者來說一定會有影響,我覺得在無形中也有點讓這件作品在2020年演出的時空下產生某種意義。2020年的疫情隔離,讓演員在演出前仍在等待簽證與隔離,最後兩週才能加入排練,香港的夥伴最後是靠著精神與意志力去完成演出,是想要把這句話講出去的決心讓這個作品有辦法完成。」



舞台上的複音多調



延續阮劇團過去臺語劇的脈絡,《皇都電姬》透過兩個電影院、兩個不同時空的故事與兩組主角,在舞台上組織成一齣非典型的音樂劇。汪兆謙說:「因為我們本來就不是西方音樂劇的系統,演出概念也跟西方不同,某種程度上,我們要做的是『以音樂扮演重要角色』的戲劇作品。」為了讓兩組不同的故事在臺上得以被區分、但又可以帶出相同的感受,無論是故事時間線的對應(過去的臺灣與未來的香港),或工作方法的選擇,兩位導演的共識是「技法越不同越好」,汪兆謙分享:「余導使用比較多隊形編排、寫實的處理,我則是用比較科技性的即時投影、手機live播出。我們在對位上採用很不同的方式,因為這樣的差異在舞台上交集時落差會變大,但這種落差會創造出一種奇特的感受。」

另一方面,《皇都電姬》因為其背景設定,「影像」的狀態也成為回應整部作品議題的想像性角色,「電影本來就是一種探討虛實的表現手法,所以我們很早就各自決定兩邊的女主角都是比較紀錄性質的影像工作者,臺灣這邊的陳敏慧透過拍攝紀錄片的方式尋找自己家族的軌跡;香港這邊的小柔則是透過自己的社群媒體上傳社會運動、抗爭的影像,這兩個女主角既是臺灣也是香港的縮影。劇中的『影像』對我來說則像是第三個角色,因為到最後這個主角消失了,它只能用一種虛的方式存在,它只能用聲音或影像留在我們的回憶裡。」

「語言是我們文化的子彈,創作是我們最後的武器。」這個多次現身於阮劇團各項討論,甚至在劇團自製Podcast節目中與聽眾分享的句子,也隱隱回應著《皇都電姬》編劇許正平曾說的:「所有的創作都是時代的一種投射,透過角色,各自在生命裡遇到的傷害、不能完成的願望、終究會消失的遺憾,可以透過創作的方式去呈現,雖然只有一個晚上,但是卻可以給在現世中苦難的人一點安慰、一點傷痕修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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