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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或傳統:從近年有關「水墨結束」的策展、討論出發(上)- (ART TAIPEI 2023專題報導)

水墨繪畫創作現象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2023-10-03|撰文者: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

編輯注:本次邀請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撰寫〈媒材或傳統:從近年有關「水墨結束」的策展、討論出發〉一文將分為兩篇。上篇中,作者從「水墨是否結束」此一論爭為開展,探討校園與博覽會中當代藝術家的水墨創作現象;而在下篇中,作者將從公辦展覽與ART TAIPEI為例,延續探討水墨繪畫是否真因其中國文化的背景,而受到台灣主體的文化政策所邊緣化。

2017年Art Taipei舉辦沙龍講座「東亞水墨的多樣性」。圖©ART TAIPEI2017年Art Taipei舉辦沙龍講座「東亞水墨的多樣性」。圖©ART TAIPEI

2021年,正值全球Covid-19疫情延燒之際,雄獅美術舉辦「水墨,結束了嗎?」研討會。在這場有藝術史學者、畫家、藝廊經營者、博物館館長參與主持發表的盛會中,共同探討一個已然預設框架的命題,也就是水墨(Ink)是否在當代面臨衰退與邊緣化的現象。

然而,在近幾年的研討會、藝廊策展,水墨仍是相當熱門的主題。僅以臺北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為例,水墨媒材仍是許多國內、外藝廊關注或樂於展出的選擇(各位可以把這當成是一種個人觀察)。2017年Art Taipei舉辦沙龍講座「東亞水墨的多樣性」,藝術史學者文貞姬與水墨藝博(Ink Asia)總監許劍龍的談話,仍熱烈地探討著水墨(媒材與背後的文化指涉)在東亞三地的歷史脈絡與當代生態。無論上述是否只是「水墨結束」的危機被視為一種可資炒作、引發關注的話題,似乎都說明水墨並未完全沉寂,或是逐漸消融於社會的邊緣一角。

赤粒藝術於2017年ART TAIPEI的展位現場。圖©赤粒藝術赤粒藝術於2017年ART TAIPEI的展位現場。圖©赤粒藝術

那麼,主張水墨遭遇邊緣化危機的論者,抱持什麼樣的觀點呢?在「水墨,結束了嗎?」研討會論文集(2023年出版),作為研討會策畫者之一的藝術史學者石守謙,於序文做了如下觀察:「國內各校美術科系水墨主修學生人數的下降。而且,國內各美術館也出現一種邊緣化水墨創作的局勢。」「公立美術館邊緣化水墨展」的原因,他認為與水墨「與中國文化的緊密關係(至少是歷史淵源上的),而為台灣主體的文化政策所邊緣化」有關。

水墨在近年政府基於臺灣主體性政策的藝術策展中,是否被邊緣化,我們留待之後討論,有關第一個觀察所呈現的趨勢,究竟是年輕學子不再對水墨感興趣?還是說,這是包含水墨在內,油畫、水彩等平面繪畫媒材在內的共同現象?

作為繪畫的水墨

整個二十世紀,屬於東亞各國共享的水墨媒材,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與西方固有的油畫、水彩、素描、版畫等等,一起納入了繪畫(Peinture)這一來自西方的專有名詞範疇中。基於文化存亡的危機感,中國創造了「國畫」這一概念,試圖保護自身歷史,並在中體西用的過程中,思考如何改革。同時,日本也發明了「日本畫」,將名為「南畫」,即受到中國寧波、杭州、福建一帶文人畫影響的「傳統」加以排除,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性。這個過程並非排斥水墨媒材,而是排斥以水墨媒材為載體的特定傳統。

木下靜涯,《江山自有情》,1939,絹本彩墨,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圖©台北市立美術館木下靜涯,《江山自有情》,1939,絹本彩墨,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圖©台北市立美術館

換言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本,以及受到日本統治的臺灣,水墨的「媒材本身」尚未消失。以毛筆、墨硯為工具的水墨媒材,不僅是臺灣清末到日治初期,大眾持續使用的一種書寫工具,到了戰後隨著中國帶來的典範轉移,仍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如今,作為文具的筆硯,已被鉛筆、原子筆、鋼筆取代,成為「非日常」的媒材,轉變為賦予特定文化意涵,或是增添個人修養的媒介。水墨成為美術課才會接觸到的工具,但學校裡經由傳統師範體系訓練培養的教師,仍使用舊有畫稿、皴法等教學方式傳習水墨(至少是我在學時期的2000年代)。脫離當代經驗,才是如今水墨媒材越來越不受年輕學子青睞的主因。更甚者,當我們能透過Procreate等電繪軟體,模仿毛筆、水彩排筆,或是鉛筆、炭筆筆觸時,或許再過數年,就連鉛筆或原子筆也會被成為非日常吧。

作為文化的水墨

然而,近年有關水墨結束的議論與策展,卻往往將「媒材的水墨」與「文化的水墨」(有人稱之為筆墨)混淆,後者指涉著筆紙墨硯背後的文化意涵與教養訓練,甚至是以水墨為載體的神妙能逸、氣韻生動等不同於西洋的美學品評。媒材本應中性,卻被要求乘載特定的文化傳統,即使該傳統有可能只是「再發明的傳統」也一樣。針對水墨媒材與筆墨的混同,藝評學者王嘉驥在批評「水墨,結束了嗎?」研討會標題的文章中,提出筆墨終結 ≠ 水墨結束(The End of Brushwork ≠ the End of Ink Painting)(粗體為筆者所加),我大抵同意像這樣的看法。

早在二十世紀初、中葉,便有中國、日本、臺灣等地的藝術家嘗試把「筆墨」的概念,與其他藝術媒材相結合,例如陳澄波(1895-1947)在油畫加入自身對中國筆墨的理解,或是郎靜山(1892-1995)藉由集錦攝影將真實風景重構為氣韻生動的水墨空間。也就是說,筆墨的創造早就不局限於水墨媒材,到了當代,跨媒材早已不是新聞,甚至像2019年初「水墨現場INK NOW」,由藝術家黃宏達培養的人工智慧「A.I. Gemini」,藉由學習與演算構建與過往筆墨傳統似是而非的新形式。

從此脈絡來看,從二十世紀至今,與其說是水墨逐漸走向衰退的過程,不如說是水墨脫離日常,獲得某種文化宿命的解放,成為可供藝術家自由取捨,用於主張個人表述或文化意象的媒材。

黃宏達、A.I. Gemini,《逸 0003》,2018,人工智能、水墨紙本。圖©VICTOR WONG & A.I. GEMINI, 3812 Gallery黃宏達、A.I. Gemini,《逸 0003》,2018,人工智能、水墨紙本。圖©VICTOR WONG & A.I. GEMINI, 3812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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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材或傳統:從近年有關「水墨結束」的策展、討論出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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