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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慶輝 《黃羊川計畫》野想

周慶輝的《黃羊川計畫》,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已故溫世仁先生一樣都關心人與科技的議題,並以一個藝術家的理想情懷,所展開的激情創作,並讓他深厚的人文關懷落實於作品之中,令我們感動,在令我們瞭解中國當下西部現實的同時,當然,這部作品也讓我們有機會更進一步地深入思考攝影本身。

周慶輝《黃羊川計畫》這個作品的主體部分應該是肖像攝影,而他使用大型照相機拍攝並巨幅放大的手法,也使得作品具備了一種經典性與當代性。精細的細節描寫,令我們充分感受到肖像的物質性。他們的服裝布料的粗劣,因為肖像攝影的打光而充分呈現。他們因強日照與風吹而致的粗糲皮膚,也說明生存條件的惡劣。而欠缺活潑、少見靈動的凝重表情與眼神有違兒童天性,似乎確證了城市與農村的反差。而所有這一切,經過照片深色背景的襯托,更顯得分外沉重。

我們知道,肖像攝影的背景與影調的設置,決定於攝影家對於題材與物件的認知。《黃羊川計畫》中肖像照片深咖啡色的背景設置,應該是出自拍攝者的深思熟慮。也許,這種深色的背景設置,符合攝影家本人對於這些孩子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所處生活環境的認知。雖然孩子們的眼睛瞳孔裏包含了許多瑰麗的夢想圖景(這是拍攝者通過電腦技術加入),但從整體看,畫面賦予的感受卻是加倍沉重。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就在於眼中那閃爍的夢想所呈現的晶瑩與光輝,與他們自身的表情和僅僅部分顯露於照片中的衣帽所體現出來的惡劣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而照相館擅長用明亮的打光方式,作為兒童攝影的主要手法,可能更適合表現歡樂情緒)。也就是在這樣的反差中,現實的與夢想的鴻溝就不言而喻地聳立起來。這樣的鴻溝,由於周慶輝再把孩子們的手繪圖畫放到黃土牆上而更形強化。那是如此脆弱的夢想,附著於經不起風吹打雨的土牆上,反襯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不可調和。那些夢越是瑰麗、奔放、無羈,越是令我們擔心其實現的可能性。因為它們附著的基礎是如此之差,不堪承受孩子們對於未來的信任。
這些孩子們的表情看上去木訥,甚至有點麻木,也缺少慣常的兒童攝影中經常出現的笑容。雖然我們知道在照相館的肖像攝影中,笑容也經常是導演出來的。但在《黃羊川計畫》中,這種比較統一的神情,卻可能符合拍攝時的某種真實。這些孩子們對於被邀請進入攝影棚的人造空間心生緊張與好奇,小孩對於作為他者的攝影者周慶輝與照相機初期也不會自然放鬆。另外,對於攝影者使用大型拍攝座機在攝影操作中的某種魔術性的恐懼,也令他們無法放鬆他們的表情。這一切,都在一瞬間凝聚為這麼一種看上去木訥、悲傷、驚恐、有時甚至顯得有點“愚鈍的”“普遍的” “落後的”表情。即使是在那些孩子們表演他們的繪畫情景時,通過肢體語言所釋放的活力與能量,還有他們的表情,也沒有改變多少我們從肖像照片獲得的總體感受。顯然,周慶輝不想讓我們俗稱的“大頭照”來壟斷對於這些孩子們的夢想的理解,因此他還拍攝了一組他們在表演中的全身照片,作為一種補充。但是,可能由於被要求表演,並不是自發的載歌載舞,因此定格下來動作顯得僵硬。結果,這成為了身體(動作)與面孔(表情)的相互說明。當周慶輝將肖像照片放大到巨幅時,面孔擔當起交流的重任,而當他們起舞時,身體再次成為麻木表情的身體注解。

這種出現在照片中的無論是發生在面孔上的還是身體上的“麻木”,至少我是這麼感受到的,是他們的常態嗎?在這種麻木表情中,攝影作為一種權力起了多大作用?什麼是肖像攝影所需要的表情?他們的日常的活潑一面在哪里?他們的表情“普遍”麻木而緊張,但眼睛中卻被加入某種豐富的想像內容,因而拉開與這種“麻木”表情的反差。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只是因為攝影所產生的巨大壓力,才有這樣的表情,抑或產生這種“普遍的麻木”的表情還有別的其他什麼原因?

而攝影家選擇身份證件照片這種形式,則以一種禁錮的形式更強化了他們眼中夢想的非現實性。身份證件照片作為一種身份管理與社會控制的檔形式,為什麼只選擇框取被拍攝物件頭部的形式?身份證件照片把物件的外形特徵確定為面部這個範圍,這至少說明,核對身份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檢驗護照、身份證等檔,比對對方面孔與肖像照片的符合程度。雖然這等於宣佈了對於身體的排除,但其實,這也似乎暗示,掌握面孔就是掌握身份,掌握面孔進而就是掌握身體。面孔,可能是權力最希望掌握、禁錮與控制的部位,而身份證件照片只有納入頭部一事,也喻示人在權力面前放棄行動力,或者說通過身份證件照片的方式向權力投降。而孩子們處於落後的中國西北這個不可動彈的困境之中,他們的生存困境,其實正好被身份證件照片這個強勢控制的形式所象徵。

《黃羊川計畫》是一個引起我許多問題的作品。比如,通過這樣的拍攝活動,對於孩子們的主體性的形成與塑造,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與作用?儘管我們不會也不要過分誇大攝影的作用,但對於這些生活欠缺變化與刺激的孩子們,外部世界的任何方式的進入,可能都會產生深遠的、微妙的影響。這些問題,既是對於拍攝者,也是對於作為觀眾的我(可能還包括許多其他人)。這些問題可能涉及拍攝的倫理以及攝影(肖像攝影、當代攝影方式、以及數碼(臺灣稱為數字)攝影)本身的。當然,所有這些思考與問題的發生,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這麼一個大背景下產生。

一個順便想到的問題是,透過這個作品,我們有沒有可能獲得更為詳盡關於這些孩子的資訊?早在1990年代,解海龍的《希望工程計畫》紀實攝影就已經揭露過中國農村邊遠地區的兒童失學問題,當時引起社會震動。但是,這個問題解決得如何,後來似乎沒有太多人關注。如今,出現在周慶輝的《黃羊川計畫》中的孩子們,他們的就學狀況如何,受到的是什麼樣的教育,其實也可以用某種方式呈現出來。這些孩子們父母的情況其實與孩子們當下狀況有很大關係。一億幾千萬中國農民工大軍中,有沒有這些孩子父母的身影?他們是否仍然留在當地,還是已經離開當地出外打工。如果是已經出外打工,他們在什麼地方謀生?他們與自己的孩子保持什麼程度的聯繫?如果父母已經出外,那麼孩子是否有意願與父母生活在一起?儘管中國的社會制度、城市管理以及城市人,對待這些農民工的孩子在各方面有許多歧視,但與父母團聚是孩子們的人權,也是建立正常親子關係、確保順利成長的重要保障。農村兒童,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兒童,父母留在本地與否,他們的生存、教育與未來發展都是牽涉諸多方面的重大問題。我們知道,這20年來,在中國城市化大潮中,農民離開土地、所造成的農村的空洞化,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必將產生深遠影響,而兒童其實是受此影響最深的一個群體。無數的兒童,其實已經成為了國家整體“發展”的犧牲品。他們自己的願望如何,有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願望,表達了願望之後,社會如何反應?攝影、攝影者能夠幫助他們做到什麼?在拍攝了他們之後,攝影者還有什麼後續的考慮?這個後續的考慮,當然更多指的是有關作品本身的,我們並不是要求攝影家去改變自己的身份去擔當一個社會工作者的角色。

周慶輝作為一個外來的攝影家,以複合、綜合的手法,力圖呈現中國邊遠地區的現實與夢想,其真誠與熱情令人動容。周慶輝的《黃羊川計畫》,讓我們瞭解這些身處中國邊遠地區孩子們的夢想的同時,也以豐富多元的手法,試圖多層次地呈現他們的生存狀態與心願。他從多方面做出努力,希望我們瞭解到,在一個如此封閉、偏遠的地方,也許因為科技的到來,可以激發孩子如此不羈的“野想”。“臺灣溫世仁先生的黃羊川計畫,和尼柯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主持的“一個兒童一台電腦”計畫都有相同的信念。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主持的“一個兒童一台電腦”計畫,在我看來是美好的理想主義,卻也非常烏托邦。同樣的,對於臺灣溫世仁先生的黃羊川計畫,我們也必須感謝他的真誠與付出。但是,現實世界的複雜程度,其實遠遠超出許多理想主義者的想像,卻也是一種無法回避的真實。盲目相信科技可以改變世界,改變貧富落差,而不結合具體社會情景加以考慮,也許會使誠意與善心變得更易受傷害。我們還無法回避聯想到以下問題,光是這些電腦能夠解決他們多少問題?在這個電子產品的升級替換如此頻繁的“電腦時代”,他們擁有電腦後,網路環境的準備,設備的更新、報修制度等,是不是都考慮到了他們現在與未來的經濟狀況可否承受?不考慮產生數碼(臺灣稱為數字)鴻溝的原因,而只是滿足於填平具體的鴻溝,會不會帶來更大的鴻溝?因為瞭解世界的管道被給出,當然這裏面還存在一個有限給出的問題,但自身的現實卻是如此不堪,那麼,瞭解世界後所帶來的心理上的痛苦如何解決?技術手段上的鴻溝被填平,反而帶來心理上鴻溝的加大,而這樣的情況在今天的中國比比皆是,如果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各個環節不能跟進,電腦對在落後地區孩子們的作用與意義便會相應減低。而且,稍稍因為電腦到來而引起的興奮與快樂,可能因為經濟與技術上的後援不繼而變成長久的苦惱與沮喪。

周慶輝還以黑白照片展現的這些孩子們的居住空間。這樣的物質生活條件,可能已經落後於中國沿海地區發達城市達五十年以上,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據2009年6月15日一期《新週刊》雜誌,以北京為例,中國大城市的孩子們,如果他出生於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的父母為他們的小學階段教育可能要負擔的費用是:24萬4880元人民幣,折合台幣100萬元左右。這個龐大費用中,包括了課後學英語、培養“興趣”(如學習鋼琴、繪畫等)這樣的“奢侈”教育費用。單單這些費用的一部分,如果落實到《黃羊川計畫》的孩子們身上,也已經遠遠超出他們一生的教育費用。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地區差別(鴻溝)有多大!在沒有可能填平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的物質生活的鴻溝的情況下,只是填平數碼(臺灣稱為數位)鴻溝,其現實性何在,確實值得人們深自思考。

其實,所有我們這些冷靜地(也是冷酷地)置身事(無論是他們的現實生活與生存狀況還是周慶輝拍攝他們一事)外的人,無法確知對於這些孩子們,更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什麼?受教育當然是他們的基本權利。但是,他們得到的是什麼品質的教育?是讓他們接受這個現實與“命運”或者是“宿命”的教育,還是讓他們產生奮起的衝動、力求改變命運的教育?外部世界的一些植入性的刺激,加深了他們的麻木還是喚醒、喚起了某種哪怕是些微的自覺意識?他們的自覺會給他們對於現實的認識與態度帶來什麼觸動與變化?周慶輝是不是還有可能就在臺灣對於孩子們的夢想作一個同樣的拍攝實驗?如果可能,我想這樣的對照會很有意思。攝影在短暫地觸動了他們之後,還會有什麼其他作用?這個攝影項目主要想觸動的是誰?是我們這些置身事外的人?但更重要的,如何觸動了這些孩子?

很抱歉在這裏可能討論了過多與攝影無關的事情,但是,現實有時無法讓我繞過現實只談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