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 黃立慧 | 攝影 呂國瑋 ( 片子國際有限公司)
說起白色恐怖政治犯，你會如何解釋與定義？臺獨思想？反中立場？而說起二戰時期的德國，你又會想起什麼？納粹與集中營？至今仍不斷檢討的德國人？這些先入為主的標籤常常簡化歷史事件中複雜的交織關係，當實際自身狀態難以對應主流標籤，我們是否有逃脫單一敘事，找出論述自身的可能？黃立慧以《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延續作品《時間的女兒》中身為歷史事件「身分有議之人」二代，難以對外人所道的處境，從語言的建構進而帶出認同狀態的建構過程。 

雙方家庭歷史背景的交集──懸置狀態

身為臺灣人的黃立慧，為何會觸及處理「德國人」的認同議題呢？這件事情從黃立慧父親面對自己女兒即將嫁給半個德國血統的美籍先生開始。「你們德國人真的很棒，有馬克思（Karl Marx）跟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這種了不起的人」這句由黃立慧父親對著親家母說出口的開場歡迎詞，尚未翻譯給婆婆，即被黃立慧硬生生吞下，雖沒說出口，卻在心底炸開迴盪不止。
黃立慧的父親黃英武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在出獄後面對社會對政治犯的既定臺獨立場想像與自我認同傾向左統間的落差，以及越加辯解卻越被誤解的狀態下，黃爸爸逐漸以不語抵抗他人的誤讀，這也連帶影響黃立慧在成長過程中，面對這個她未曾經歷卻深受影響的歷史事件時，自身的失語狀態。這樣的狀態，黃立慧原以為是個自身家庭的私密問題，卻在有天與婆婆一同觀看電影《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中納粹的片段時，驚訝地發現年輕時就移民美國的德國人婆婆毫無反應，並進而察覺婆婆Ursula面對這樣民族性的歷史事件時，選擇將之懸置的狀態。
黃立慧將自身的失語狀態與婆婆的懸置狀態視為一種回應固定敘事的策略，是卻仍受事件餘緒影響的二代逃離既定社會認知框架的方式。

一個宣稱──語言與認同的連動關係

固定敘事的影響究竟有多深？在Ursula離開德國，並於美國成立家庭，似乎終於落地生根成為「美國人」，她的兒子──黃立慧的先生John，出生、生長於美國，自我認同也徹底是個美國人，年幼時期仍脫口對同伴說出「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的這般話語。
這種自我認同與固定敘事的來回過程與落差，讓黃立慧意識到語言除了做為說明性敘事之外，透過再現語言結構可以帶來的另一種敘事感知。黃立慧在展場中配置了四個區塊，以割字區「如何告訴別人我媽媽是好德國人」、影音區「我媽媽是好德國人」、信件區「我媽媽是好美國人」，以及最後牆壁區「你媽媽是好德國人」，讓觀眾透過操作話語的建構，去經驗在固定敘事與親身經歷的敘事落差。 
踏入展場觀眾首先會聽見一個小男孩的聲音說著「My Mom is a Good German」，牆上貼著一連串的動線指引與操作說明。觀眾在割字區以「My Mom is a Good German」作為開頭，讓手機的自動選字將其成為一個段落，並在段落完成後割下多餘的字使其通順。接著於影音區觀看了兩部影片：說明兩家姻緣關係的「關於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你所需要知道的事」，以及「我媽媽是個好德國人」。在第二部影片中，黃立慧將美國與德國版本《真善美》的電影（註1）結局先後並置，並且抽換德國版本的歌唱內容，將歌曲改為不斷重複歌詞「My Mom is a Good German」的國際歌（註2）版本。第三步來到信件區，將剛剛割下的字拼貼出「My Mom is a Good American」，但觀眾在操作這步驟時，往往因為字母極為有限，使得句子不是缺漏，就是耗盡心力拼湊（例如顛倒w作為m），但在最後一區，歷經這樣「一個宣稱」建構過程的觀眾，將看到當初黃立慧父親對著婆婆說的那句話「你們德國人真的很棒，有馬克思跟恩格斯這種了不起的人」，以及作品《時間的女兒》中黃立慧與父親各自坐在蹺蹺板兩端的攝影。

日常中的歷史作用力

面對時代的大敘事，黃立慧如此形容：「當我們面對戰爭，我們可能以為戰爭結束一切便告終，但其實不然，那個結束是後續的開始，我甚至覺得我是那個後續的一部分。」黃立慧不以個人作為切入，而是讓長輩作為一種歷史時段的載體，透過呈現過去與當下間語言的落差或是消彌，如何化為另外一種作用力於當代人身上，而這種後續仍在持續。
註1: 電影的故事皆出於《崔普家庭演唱團》一書改編而成，分別於1956年被德國片商拍攝為《崔普家庭》（Die Trapp-Familie），1965年由美國片商拍攝為《真善美》。兩部內容大逕相同，但結尾停留在不同的時間點上。
註2:《國際歌》是最知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歌曲，原名為法文 L’Internationale，歌曲頌讚了巴黎公社成員們的共產主義理想和革命氣概，被改編為多國語言流傳。

本文轉載於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第19屆台新藝術獎】入圍藝術獎訪談 https://www.taishinart.org.tw/art-award-year-detail/2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