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定數量的士兵進行訪談後，Ilit Azoulay意識到她採集的訊息在講述甚麼樣的內容。從1968年這個建築以野獸派建築風格建立起來作為現代化飯店的用途、1974年成為戰俘療養院，直至今日被改建為藝術精品飯店，這個所在的場所精神因為不同時期的建築目的累積了複雜的樣貌。
一如西蒙・韋伊(1940)所說的，「暴力令任何參與者都只淪為「物件」」，Ilit Azoulay 挖掘了掩蓋在這極權與資本輪番治理的土地上、那些「被沉默的物件們」的創傷，也與蘇珊・桑塔格於1974年紀錄贖罪日戰爭的紀錄片〈應許之地〉進行對話。在此次展出的節錄短片中，軍醫將士兵視為實驗品、注射實驗藥物、模擬戰時聲景來測試具有戰後創傷的士兵們對治療與藥物的反應。
對應到代表不同研究階段重點的作品中所面對的歷史，長達九米的〈B …o.k. shall we sit I have some good news for you gentlemen…〉是這個計畫邁向完整的全景攝影作品。約12000幅的微距攝影拼組起來的畫面中，飯店從改建到完工的牆面是整幅作品指涉的場所基底。在此之上，受訪士兵們的創作、物件、戰略地圖與年少時的肖像，疊合在雷諾瓦〈船上的午宴〉、LV精品鞋款的攝影等不食人間煙火的精緻飯店內裝中。在畫面幾乎置中的位置上，被黃線牽著椅腳的椅子象徵著與德國觀念藝術家喬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生命經驗與藝術的連結。那是場所遺留下來的地縛靈在現實中回返，沒有任何的巫術能將祂驅散，只能透過藝術與之共存。
Ilit Azoulay，〈B …o.k. shall we sit I have some good news for you gentlemen…〉, 2016, Latex print, 200X940 cm., Ed 2/5。圖／Bluerider ART 提供
蘇珊・桑塔格1974年的紀錄片〈應許之地〉於Ilit Azoulay個展《Regarding Silences》展場。圖／Bluerider ART 提供

將現實解構的美學感同

Ilit Azoulay的攝影調研作為一種考現而非考古，是因為儘管贖罪日戰爭已然落幕，然而圍繞在戈蘭高地與加薩走廊的衝突與戰爭，從德國納粹引起的猶太人移民與以色列建國起至今仍未結束。在近年的創作中，她也正著手以特拉維夫白城作為場所進行調查。她與研究團隊發現，特拉維夫白城的建築材料，其實是在1933-1937年納粹與錫安主義分子簽訂的《轉讓協議》中，迫使巴勒斯坦為了將富有的猶太人救回巴勒斯坦所購買的，目的是為了因應國際上對納粹德國的貿易與經濟制裁。如今包浩斯設計風格的特拉維夫白城，成為了當地政府首推國際觀光的景點之一，其背後的建材卻原於納粹，也因此在進行這個藝術計劃的時候，也遭受了許多輿論的壓力。
而在她於MOMA曾展出的作品〈確定性的轉移（暫譯，英文為Shifting Degrees of Certainty）〉中，Ilit Azoulay創造了關於她在德國所經歷的視覺檔案。透過分離的物件影像重組成一個主觀的地圖。在柏林居住期間，她在德國各個城市拍攝了地點和物體，這些數位化的組合形成了被藝術家稱為「大腦」的圖像。在這些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如艾婷爵所說的、重新想像主體建造過程的一種母體式的凝視(the matrixial gaze)(陳香君,2010)。對於攝影影像在生產、構圖與觀看邏輯上的解構。
Ilit Azoulay，〈Wipe the Slate Clean〉, 2016, Inkjet print。圖／Bluerider ART 提供
「曾經我也曾扛著笨重的攝影機到處尋找「事件」進行拍攝，但往往在辦完展覽的時候都感覺到一種空虛。傳統的攝影能展示的東西，無法表現更多維度的觀點與創作過程，也無法引發觀者對於作品更立體的思考。」 這或許也是她如何從一位攝影師轉變到當代影像創作的藝術家中間的思考：在一次展覽結束後與一位研究腦科學朋友的對話中，那位朋友告訴他這個世界沒有色彩，那是大腦、視神經與光的波長聯合起來的把戲。「Deconstruct the reality(將現實解構).」那位朋友說。這句話深植在她的心中至今，在她許多的系列創作中，都能發現到她以解構思考影像與觀看機制中的暴力。透過對於創傷的感同(wit(h)nessing)，Ilit Azoulay的攝影創作提供了一種回應創傷年代的當代攝影美學之倫理。

「不論希克斯的照片激起了多少憎惡與憐憫，你都不該忘了追問：還有哪些照片，誰的暴行、哪些死者，不曾被傳媒披露？」— 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痛苦》（陳耀成 譯，2003）

Ilit Azoulay，〈Intoxication of oblivion〉, 2012, Inkjet print。圖／Bluerider ART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