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日本的收訊問題，我們這邊先請香港西九文化區的劉祺豐分享...」
在空總舉辦的AASN（Asian Art Space Network）年會現場，講者來自香港、日本、新加坡與澳洲等地，每個地方頻寬與網速的不同，時常成為連線對談中的小插曲。「這其實就是全球藝術世界的現狀，原有的連結中斷了。」主持人林人中見狀隨即對觀眾說。

藝術機構在疫情中的使命是甚麼？

為了回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ResiliArt堅韌藝術」，此次在台灣舉辦的AASN年會以「韌性藝術」作為命題，邀請亞洲的與會機構分享各自在疫情期間，機構的應對與執行經驗。在上午場四位機構代表人的發言當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及了在推動「虛實整合」中、經營在地受眾和線上觀眾、連結多元社群，並協助在地藝術家的創作需求，是目前機構的首要目標。
AASN（Asian Art Space Network）年會「韌性藝術-後疫情時代的亞洲藝文空間復興運動」直播畫面。圖/截自年會直播畫面
若回望今年初至今新冠疫情對台灣藝文環境的影響，雖然台灣的防疫在國際間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藝文機構仍是以戒慎恐懼的態度在防疫共識之下進行展演活動。尤以和國際藝術浪潮密切交流的空總來說，上半年由邱誌勇擔任策展人的「虛幻生命：混種、轉殖與創生」，是一次因國際物流、人流受到疫情影響，而在部分的創作展演形式上進行調整的案例。
在「虛幻生命」中的展出作品林佩瑩的《病毒之愛》晚餐表演隔離版轉變成直播餐會、x.zip《煉人》的直播版實驗室表演、顧廣毅與宮保睿的身體改造未來想像工作坊等呈現的案例中，空總在這種既著重群眾參與、又需要避免成為防疫破口的情況下，其發展出的數位轉型觀念，逐漸日常化地落實在機構的每個展演思考當中。這種數位轉型觀念，也延伸為空總支持當代創作者在創作計畫中考量數位展呈的創作補助機制。除了「#COVID19DAILY 藝術行動計畫」之外，「#Stream C-LAB」線上平台徵集了七組跨領域、世代的團隊，進行直播內容的製作與表演。

C-LAB執行長賴香伶在AASN年會的引言中談到，如今的觀眾已不再是被動的終端接受者，而是在新的媒體關係中，「透過新的體驗和參與方式，重新定義媒體和文化生產的意義。」

賴香伶：我們認知到由觀眾個人到集體社群的關係營造，也關乎並影響藝術實踐和機構使命。因此，對於觀眾的經營，也希望能由個人經驗到社群連結，最終至公共領域的探究與思考...思考藝術與數位媒介在公共領域的建構過程之中所發揮的功能，並反思藝術的參與和社會實踐的未來可能。

此屆年會的主持人林人中，在疫情開始時便與國際上的表演藝術、現場藝術創作團隊組織過多次公開與非公開的跨國線上交流。這種在疫情環境之下的日常交流，一方面可以緩解隔離狀態中的孤立感，一方面也可以維持創作的交流與思考。
在上半場的國際與談者，也在各自的籌備執行的計畫當中，以這種雲端上的日常交往維持工作與創作的狀態。然而每個機構的屬性，也影響了各自在這種疫情新日常的適應方式。在本篇文章中，透過簡要介紹香港、橫濱、墨爾本及新加坡的四個國際案例，來思考藝術機構在如今疫情「新日常」之下，如何於實體的在地與虛擬的在線中，實踐自身的使命。

案例一：香港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劇場部門)主管劉祺豐(Kee-Hong Low)│《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

「在香港，疫情的影響其實是接續了疫情爆發前半年就開始的示威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公立藝文機構對於非日常的應對與危機管理可能更早就開始準備了。」劉祺豐說。
因為疫情影響在家工作長達五個月的劉棋豐表示，西九文化區目前可以開放的區域只有劇場跟藝術公園，也因為疫情的相關法規而將開放時間延期。他認為隔離狀態下的孤獨性，是全人類在疫情期間共同面臨到的問題。
面對這種環境條件，西九文化區開發了項目《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邀請三十位暫時失業的香港劇場演員回到空蕩的劇場，在未經彩排的情況下，凝視觀眾席，並做出獨白回應。此計畫以劇場式錄像創作，回應機構如何運用資源援助需要支持的藝術家，以及反思劇場作為群聚的場域等。

劉祺豐：未來的現場表演跟即會可以如何持續？觀眾在這樣的觀看之下，參與方式是甚麼？未來的集會又會是甚麼樣子？

案例二：日本橫濱三年展策展人木村繪理子(Eriko Kimura)│「Episōdo: Beyond the Exhibition」

從2001年開始舉辦的日本橫濱三年展，今年也有三位台灣藝術家參與。繪理子表示，在今年三月底的時候，三年展團隊便討論著如何因應疫情調整展會執行的狀態。
「我們原本評估，疫情在夏天就會減緩，同時也向不同的合作廠商諮詢意見，像是出版商、物流業者等，他們都說輸出、出版、貨運都沒甚麼問題，但問題是在人的移動。於是四月份我們跟所有的藝術家聯絡，如何在限制旅遊的情況下實現這個計畫。」
因此，橫濱三年展許多現地創作的裝置工作，都是國際藝術家在遠端連線的情況下與佈展團隊共同進行。因此溝通成本(甚至過度溝通)非常高。繪理子更以張徐展的作品為例子，本來預計是讓他的紙紮佈景可以佈滿整個房間，但因為工序相對複雜而需要長時間人力，因此轉為其他的展示方式。
除此之外，橫濱三年展的策展團隊瑞克斯媒體小組(Raqs Media Collective)在展覽中也推出數位項目「Episōdo: Beyond the Exhibition」，與國際間不同城市的藝術家合作帶來作品的展演。Episōdos聚集了藝術家，策展人，電影，舞者，音樂家，表演者和未來主義者，他們被邀請演繹各種未曾發生的歷史命題，講述不確定的故事，並闡述各自的思想路徑。同時，藉由呼應生態和歷史。策展團隊亦以這樣的數位計畫擴展三年展的討論。
「Episōdo: Beyond the Exhibition」頁面。圖/截自橫濱三年展網頁

案例三：墨爾本藝術之家(Arts House) 藝術總監 艾蜜莉·希斯頓(Emily Sexton)│「BLEED: biennial live event in the everyday digital」

藝術總監艾蜜莉在家工作八個月，在疫情期間，她任職的墨爾本藝術之家推出了《新常態(new normal) 計畫》，第一期的計畫是與位於南澳的金寶城市藝術中心合作的「BLEED: biennial live event in the everyday digital」(下簡稱「流血」計畫)，邀請藝術家進行講座、線上工作坊、直播表演...等形式的創作。
藝術機構在疫情期間推動的數位現場，除了維持藝術的運作、緩寫人們的孤獨感，更是提供一種有別於以往數位環境之下、拉長展覽時間並「減速度」式的展覽執行方式。她進一步提到，從藝術之家今年實體與線上的參觀人次來看，有70%的實體受眾是本地人，而線上觀眾則多為國際觀眾。這是在經營虛實受眾的重要參照，數據顯示了機構需要讓同一個藝術項目，在數位跟實體之間以不同的內容結構，推廣到不同的受眾。
「Bleed是一個長達10周的藝術節。活動的日期很長，但如今很多事情我們只能慢慢地來做，不能有大量的人呈聚集。」艾蜜莉說，如今的藝術現場，似乎是關於網路如何影響藝術創作。如果現場代表著的是有他者在的場合，「那它必須容納著交談、觀賞、相遇，以及能動性的多層次的經驗，這樣才算是現場的意義。」

BLEED 2020 Wrap Up from BLEED on Vimeo.

案例四：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策展與研究部總監羅素·史托爾(Russell Storer)│「Proposals for Novel Ways of Being」、「#GalleryAnywhere」、「 An Exercise of Meaning in a Glitch Season」

因為新加坡在防疫管理上也有SARS的經驗，因此此次疫情擴散期間的防疫管理，並未出現如歐美般嚴重的疫情。但觀光客人數的驟減，也讓新加坡的藝術機構更加重視國內受眾的需求。
2015年開幕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NGS)以典藏東南亞現代藝術作品為主。也因為是新的館舍，相較其他在大美術館時代的資深美術館，有更完善的數位內容建設。NGS與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 SAM)一直保持著合作關係，在疫情期間推動的數位項目「#GalleryAnywhere」以更具結構性的組織數位內容，分成不同的類別讓觀眾參與線上活動，瀏覽虛擬線上展覽。

除此之外，NGS也以新興的策展及藝術展演計畫「 An Exercise of Meaning in a Glitch Season」，邀請年輕世代的獨立策展人，並提供東南亞年輕當代藝術工作者新平台。羅素說，在這個展覽中展出的藝術家「都是九零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且很多都是在藝文機構裡面還沒展出過的新作。」
羅素認為，機構之間的連結在此時更具意義。在新加坡12個藝術機構和組織藝術發起響應的「Proposals for Novel Ways of Being」(下暫譯：「新生存提案」)，旨在展是一系列的實體與線上的展覽和節目，統一應對新冠病毒帶來的變化。「Novel」同時也是取自新冠病毒早期的英文稱呼「2019 Novel Coronavirus」，提醒並想像我們在疫情流行時代面對新的現實，需要新的生存方式。

步入新日常之後：在線與在地

「新生存提案」反映了機構合作的網絡化協作精神，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將藝術帶回本地觀眾」的展演意義。在此次與會的發表中，可以發現在疫情期間思考數位轉型是必要的策略形式。這種形式的目的，其一是連結受眾與國際機構，創造國際合作與能見度的提升。其二則是轉變自古以來關於展示與現場等、藝術機構對於媒體的新想像。數位媒體作為機構內容的延伸，同時也提供了機構以及那些原本無法被機構容納的藝術創作和實踐，一種彼此實驗媒合的場合。
除了在線的觀眾，支持在地創作者、在地論述和在地觀眾等紮根的策略，也是上述四個國際案例中不斷地被提及到的機構使命。如今透過數位擴大既有的關係網路，同時支持本土文化藝術耕耘和實驗的需求，是藝文機構在疫情期間的「必要服務」(Essential service)，而藝術在當前時代的腳色，既是緩解隔離時代的孤獨感，同時也激發我們對於新生存狀態的想像。特別在當前全球政治動盪與疫情時代的日常，人們特別需要更多對於生存的想像空間，以面對可能不舒適的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