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夏曼．藍波安

藝術成就與作品評述
（節錄自文學類評審委員張貴興撰寫之研究報告）

夏曼作品融入了不少達悟語和達悟符號、密碼、圖騰，就像巴代在小說中也滲入了卑南語，這種嘗試和努力，可貴而令人敬佩。夏曼可以憑著一己之力過著一種穩定而無需顧慮柴米油鹽的生活，但他不想成為被統治者制式化和奴隸化的一個小螺絲釘，因此直到他成為職業漁夫前，生活充滿鏽裂坑洞，也讓他的作品展現不同於其他作家的趣味，文字自然奔放，思想跳躍不羈，瀰漫童稚的浪漫和詩意。他的作品飽含自傳性和成長啟蒙儀式，他的自我影射和對書寫海洋的投入，也是一種情感的最真誠的投入，沒有矯情、浮誇，所有的枝節看似繁複和瑣碎，但都有明確的指涉。夏曼小說中常出現的文化霸權、國族霸凌和宗教殖民等等，也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殘酷過往和現況。強國對弱國的無形文化和傳統資產的掃蕩，甚至比西方國家吞噬原住民土地、掠奪殖民國和燒燬文物古蹟更惡劣。

夏曼的作品有兩個特色。第一是語言操作。即使全力維護傳統，抵抗漢族對原住民的淨化（這裡的漢族，指的是台灣兩千多萬人，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或是所謂的外省人，或是南洋來的華人），在夏曼眼裡都是漢人。達悟族和台灣其他原住民一樣，和世界原住民一樣，是一種沒有文字的民族，因此夏曼不得不以漢語寫作，這也讓他的書寫隱伏更多不為他人理解的尊嚴和神祕，甚至帶著一種屈辱和抗爭。從他作品中所透露的小學和中學生涯，他對漢字是反感的，甚至是帶著敵意的。夏曼的漢字書寫，是對統治者建構的一座起義堡壘，試圖瓦解統治者的霸權和維護族人傳統。他的語言詩意而原始，有力而簡潔，即使費盡心思融入達悟語和達悟符號，就像馬華作家的語言融入了馬來語、印度語和華人各種方言，不同的是，馬華作家是華人，馬華作家使用的是老祖宗的語言，而夏曼是達悟族，卻使用了外來者和侵掠者的語言，他的作品因此呈現一種悲愴和無力，也是他的作品的最大的魅力。

第二點令人感動的是，夏曼是蘭嶼人，在台灣經歷了半輩子生活上的凹凹凸凸，最後還是回到蘭嶼，回到孕育自己的母親的子宮，做一個完整的、全勤的達悟人。夏曼的可貴在於他選擇了海洋，也徹底回歸海洋，把海洋當作胸中塊壘，讓他可以專情和死心塌地對海洋告白和誠服，也讓他的文學形成一股強大力量。當夏曼轉轉折折選擇回到家鄉當一個職業漁夫時，他的創作從此有了底蘊，有了根，有了血和肉。他和海洋、部落、潮汐、日月草木融為一體，以自傳式的文體將他早期類似遊牧的浮世浪跡和回溯家鄉的浮夢沉吟，以原住民獨有的浪漫情懷和毫無保留的情感投射，建構他自己的海洋文學世界，既孤獨又博大，既幽深又動盪，既酸苦又喜悅，放眼整個台灣文壇，獨一無二。從早期《八代灣的神話》，採擷蘭嶼深邃而創世紀式的達悟口頭神話、傳說和禁忌，到《冷海情深》從一個城市人的返祖、孤鯨似的浮沉在祖靈的幽冥無常的海洋中，到《大海之眼》以眼肉親炙和繪錄南太平洋歷史譜系，到《沒有信箱的男人》，以更寬廣的宇宙視野環視星球上沒有文字的原住民，強勢而磅礡地重現原住民的獨立性和話語權。更重要的，夏曼還處於創作顛峰，必然會持續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期許的，他的寫作不拘限於台灣，而是放眼整個南島語系，是一個世界島嶼作家，海洋民族的海洋文學家。

視覺藝術家梅丁衍

藝術成就與作品評述
（節錄自美術類評審委員黃海鳴撰寫之研究報告）

梅丁衍的創作不受限於任何媒材，從繪畫、版畫、行為表演、裝置、攝影、現成物，形式手法多元，有極為專業完整的創作表現。身兼藝術創作、文字評論與教學等工作的多方位創作者，2004年曾獲第二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大獎，以及2018年的吳三連獎藝術獎。
2014年於北美館重要的回顧展「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展」可作為整體創作生涯的寫照，不激烈抗議，更不迎合政治正確性，面對社會經濟政治流變更迭氣候，卻以強大洞察能力，持續動員各種組合的時代氣流，揭露時代矛盾的癥候，一針見血地揭露各種政治權威的自我欺騙與政治現實間的落差，回顧展之後仍持續參加重要聯展以及舉辦個展。

認同問題是梅丁衍創作的核心探討，而《思愁之路：華夏錦繡》（「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展」展出）這件作品，根本就指出我們認同的大中華完全是一個表裡不合一的認同對象。與「絲綢之路」同音的「思愁之路」正好一針見血揭露在光鮮亮麗底下各種慘不忍睹的文化劣根性。它讓我們知道，我們的悲慘不是因為被世界列強鯨吞蠶食，而是因為人民在很長的時間像蠶一樣，被集體終身豢養、弱化、奴化、剝削。

《戒急用忍》（1998 慾望場域 台北雙年展），李登輝主政時期之所以會產生「戒急用忍」這個說法源自於希望企業能夠審慎評估西進中國並根留臺灣。此項政策發表後，即引發「國家及社會安全與企業利益間如何取得平衡」的辯論。本作以染色串珠製作的巨大千元鈔票懸掛在空蕩的大廳之上，觀眾仰望的行為成為崇敬的儀式，也同時體現自身渺小及被大局掌控的狀態。而最「畫龍點睛」之處是面額上的蔣介石微笑的眨著左眼，促狹的表情對「戒急用忍」四個字傳達了不莊重的詼諧，既諷刺又幽默，這張大鈔票舉重若輕，揭露了台灣非常困難的處境。

《哀敦砥悌》（1994年首度發表，其後又於多所藝文機構展出）此件作品以當前國家外交處境作為討論議題，使用「患難與共」、「情隨事遷」等強烈對比的兩種詼諧語法，呼應臺灣政治現實不斷經歷變動的不安定的外交逆境。標題為英文Identity（意指身分認同）的音譯，以諷刺方式詮釋複雜的國際局勢，此為藝術家的表現角度，回應人民受挫情感。據作者自述《哀敦砥悌》是件具有時間性的作品，可隨著不同場地增減陳列物的規模，然其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主要以中華民國當前國家外交處境作為藝術思惟模式，也是解嚴後梅丁衍探索政治敏感帶的冒險之舉。

當兵時，一段被誣陷思想有問題的經驗，讓他對政治產生恐懼與反思之態度。1983年，梅丁衍赴美，身為外省第二代在留美時期的海外華人生活經驗，促使他透過創作，直接去思索更為深刻的身分認同、國族想像等議題。同樣在美留學期間，梅丁衍受到西方達達主義、福魯薩克斯運動的影響，一方面操作現成物作為藝術符號的語言遊戲，將生活現成物賦格為多重指涉符號，另一方面，也運用圖像、語言與空間的錯置，進行語意的拼裝組構（semiotic bricolage），讓事物產生不同的詮釋邏輯，這種藝術語言的方法學是具有強大啟發的。

他的作品能夠邀請觀眾進入，從來都不是要引起觀眾的厭惡或懷疑，而是在不斷地發現矛盾與荒謬的同時，看見生命多樣以及政治情勢的複雜性。早期直接猛烈批判的創作類型早已無以為繼，但是他這種充滿知性、思辨與嘲諷的創作可以持續面對各種複雜的變化處境。這是非常重要的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