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書架上的歐洲藝術史、翻開文藝復興Renaissance那一章，許多的撰寫者會從前身拜占庭美學Byzantium或前輩喬托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的聖母像開場。然而無論如何進入那個時空，都會自然地標記出關鍵的發源聖地：佛羅倫斯Florence。接著讀者們會反覆讀到「麥迪奇家族House of Medici」中好幾位強而有力的資源輸出者。那麼為什麼麥迪奇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廣為人知的姓氏呢？而今日的我們能夠從哪些有趣的角度，去觀看這個家族與人文主義Humanism 復甦之間的關係呢？
《百花聖母大教堂》外觀。圖/wikipedia
麥迪奇家族就如同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龐大背景，反覆在不同的藝術家傳記中入鏡。他們贊助過無數文化建設，支持了大半教廷財務，在西方乃至人類文明的拼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六百年多後的當代，如果以社會發展的角度審視麥迪奇家族，或許能從中更加理解當時「藝術家們的養成與處境」。
從瘟疫橫行到人本精神再現，14世紀初的歐洲大陸正處於毀滅與重生之間。當時的義大利半島，對內對外都處於烽火之中，人們的內心「探詢生命意義」的需求越來越明確。或者說，群眾開始需要比文字（聖經）更具感染力的視覺（繪畫 / 雕塑）做為靈魂的寄託。然而想要重拾人性的光明，單憑藝術家、思想家的覺醒是遠遠不夠的，真金白銀的資源往往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關鍵。但在沒有前例可循的時代裡，願意耗費資源資助未知的嘗試更是相當不容易。卻也就在這個時刻，「麥迪奇集團」適時地成為了藝術家的夥伴，以文化建設滿足了當時群眾的精神需求。
《百花聖母大教堂》內部穹頂，多位藝術家合作的「最後的審判」主題壁畫。圖/wikipedia
麥迪奇家族起源於法國，13世紀末移居義大利後蓬勃發展。這個成員眾多的姓氏（至今可追溯的分支仍有近30支），前後曾經出生兩位法國女王、四位教皇、多位佛羅倫斯共和國主教，並且取得了佛羅倫斯公爵的世襲資格及紡織品、染料、香料的貿易優先權。
穩固的政教關係，成為了麥迪奇家族發展貿易與金融業的基礎。而經商獲利的金幣銀幣，又繼續支援著家族相關的政治人物、宗教人物獲得權力。最終形成了一種類似今日「政治獻金與法案訂立」的循環關係。若以當代的社會結構來類比，麥迪奇家族隱約扮演了是某種「立基於宗教的政經集團」角色。
《百花聖母大教堂》正門上方，多位藝術家馬賽克拼貼壁畫。圖/wikipedia
麥迪奇家族遷居義大利半島後，第一代被記載的人物是薩爾維斯特羅salvestro de medici（1311-1388），他曾經擔任過司法職務-正義旗手。卻也曾因為支持的派系垮台，被逐出佛羅倫斯。他的兒子，第二代的喬凡尼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1360-1429）從羊毛紡織業發跡、創立了麥迪奇銀行，並努力在義大利半島廣設分行，為接下來二百年的家族輝煌奠定下了實質的基礎。
雖然喬凡尼對於親身參與政治並不熱衷，卻有著敏銳的投資眼光。多次在宗教爭權的當中正確下注，讓接下來的多位教宗都委託麥迪奇銀行管理財產。在那個贖罪券熱銷的背景下，教宗的財務顧問無疑是一個掌握龐大利益的職務。與教廷的良好關係，也支援著喬凡尼其他事業的能夠很地順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