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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外交的表與裏(下) |出國了,然後呢?在機關本位與積極中介之間,對話性如何可能?

藝術外交文化藝術外交國際交流對話性

2019-12-23|撰文者:陳晞



案例六:日惹雙年展



日惹雙年展是國藝會ARTWAVE簽署協議的合作雙年展之一,其地緣關係不禁令人與新南向政策進行聯想。然而這樣的國際交流,也許是台灣對於東南亞鄰近地區文化進行地緣關係上的鏈結的方式。近年台灣已有許多的當代藝術家、其創作議題蘊含了移民、種族與地緣文化上的探究以及考現。這些議題往往具有地域上的特殊性,比如關注華人遷移文化的作品,在亞洲與美洲、甚至歐洲,都有不同層次的關注度與討論。在當代,台灣並非國際上的強勢文化,因此在促進交流的過程中,作品對話可能性的高低也是許多雙年展在評選展出作品時的重要因素。

據了解,此次ARTWAVE與日惹雙年展團隊合作的台灣館,在邀請策展人來臺討論與田調的過程中,國藝會依照雙年展提出的需求,提供了具國藝會補助紀錄的藝術家名單,讓雙年展團隊進行挑選、面談。藝術家林羿綺是其中一位參展的藝術家,她分享這次日惹雙年展的參展經驗,這次展出的作品〈信使: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即是探討家族長輩在東亞地區之間的遷徙與離散經驗。因為華裔移民問題是東南亞各國多年來處理的議題,所以林羿綺的作品也在印尼當地受到了許多的關注。

林羿綺作品〈信使:返向漂流與南洋彼岸〉中的檔案裝置。圖/藝術家林羿綺提供

「對我來說,在台灣思考這個作品,跟在印尼思考感覺蠻不一樣的。我作品中處理的移民議題,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直在討論的,台灣則比較少討論這個方面。所以在日惹雙年展中,我更能感覺到我的作品跟當下這個時代的關係。開幕時,有個來自印尼蘇拉威西島的女性藝術家,知道我們是台灣藝術家後就跟我們說,之前他們也依循著南島語系的脈絡去蘭嶼踏查。另外她的一位華裔朋友,也有想要前往祖先家鄉看看的想法。」林羿綺說。

這個層面上來看,這種南向延伸具有我們在尋找臺灣當代藝術著力點的積極意義,也就是與地緣、與時代呼應的對話。同樣參展的藝術家李勇志在其個人網站中也提到:




就像是在縮限的台灣當代藝術世界被敞開一個新的維度,或說那根本不是新,也不是台灣時常在討論的當代性與否,而是回到材料本身,回到做藝術作品這一件事情。

若說台灣被「過度」書寫的單向性史觀,早就枯竭到只能是一提再提的「不同深度」的區別。那麼日惹就像是一個平行擴延的世界。代表了東南亞的某一切面的多樣性:複雜的種族與歷史,不只是歷史本身,更代表了整個不同的藝術方式。同住guest house的馬來西亞藝術家說,印象中台北雙年展總是「錄像太多」,要看好久。又或者更進一步來說,台灣總是依循著歐美主流的當代藝術的腳步,同時又是不斷被鑽研的台灣主體性,地方田野人類學研究型的藝術作品與論述方式。── 李勇志,〈日惹盜版(Pirating of Jogja)與日惹雙年展(Biennale Jogja XV #中〉






李勇志作品〈日惹盜版〉於展場。圖/藝術家李勇志提供



對話與自主鏈結—台灣當代藝術的外交力



臺灣文化外交長期以來的困境,不只是來自國際政治上的打壓,也有許多內部限制。關於問題主要的制度面,有學者指出,現在台灣的海外文化據點為政府分部,文化部派駐人員需依照政府法規制度行事,現行的採購法、員額編制及外派條例,都會在許多地方造成國際文化交流的限制。「以人事而言,派員是依照公務人員聘用條例、經過國家考試的公務人員,不一定受過對外推廣藝術文化的專業訓練。而具特殊語言專長如法文、西班牙文和文化專業的公務員更少,雖然增設高考文化行政二級招聘,但外派人才庫仍有待擴充。」

專業藝文人士如未有公務員資格,則以約聘職外派,但外派期滿後回國可能離職,專業難以積累延續。如英國的British Council(英國文化協會)等國外中介組織的做法,就是直屬於英國外交部,但裡面的組成卻不是公務員,而是專業人士,它受到外交部的監督,也拿外交部的預算。「這樣的組織好處就是用人唯才且靈活度較高,執行的時候也比較不受政府採購法的限制。」

以往的文化外交時常體現政府機關長期以來的「機關本位主義」,在公部門講求績效,以及早期駐外單位缺乏文化藝術專才於國際上進行長期耕耘與專業對口,機關之間在宣傳上的小爭小吵也許可以不用太計較,但政策資源重複、國內外、機關間的資訊不對等卻是一大隱憂。

儘管長期以來政府都嘗試著去改善這樣的陋習,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長久以來的積習也沒辦法一次完全改除。前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女士,曾進行跨部會的國際文化會報,邀請外交部、僑委會、教育部等與對外文化交流有關的部會進行資訊整合。然而到最後卻是熱臉貼冷屁股,除了最積極的文化部之外,對其它部會來說,文化會報只是增加他們要發公文的頻率,又或是為了要文化部提供補助的表面整合,並沒有產出真正的合作效益,壁壘分明的情況依舊沒有解決。

黃博志《四樓天堂》演出場景。圖/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外交學者指出,當文化與外交在同一個水庫中在國外耕耘時,「官方海外的文化駐點,多是在駐外辦公室內由大使統一指揮,資源就會有競合,駐外辦公室有時候會將資源用他們覺得比較合乎外交利益的事情,就比較不會用在文化上面」 。各部會資源重覆投注的現象,以某一年的愛丁堡某藝術節為例子,「文化部有派團隊到愛丁堡並徵選國內團隊,又徵選了一個經紀標、經濟標裡面的人就有協助行政的團隊。所以文化部就辦了一個台灣季。然而原民會也組了一個原住民的團隊去愛丁堡,他們則是讓台灣的原住民到當地歌唱表演,於是他們就也給了表演團隊一筆錢讓他們去處理,但當地也沒有行政協助。就是每個機關都想要有自己的績效,都做自己的事情,偏偏做事的方法又不一樣。」

「作為小國,我們只能用客製化、對話的方式,」談到台灣當代藝術的內容輸出,他不諱言地說,「假如今天站在英國的立場,他們會覺得「你跟我有什麼連結?」與其看你的、我為什麼不看日本、越南或中國?所以我們一定是要找到跟他可以對話的空間,跟他的關聯性,他才會有興趣。台灣能不能做文化輸出,要看你的目標觀眾是誰。」

在世界到處都有雙年展、藝博會的當前,如何要將資源花在刀口上,並且讓效益最大化,是小至個人、大至國家機構都一直在思考的難題。圖/臺北就在藝術空間、藝術家張徐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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